年3月刚到农场的时候，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消息获得了证实。这对于刚到农场的苏州知青来说，不啻打了一次强心针。从苏州到农场的种种不快和疑惑，都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消除了、淡化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在等待兵团的成立，以实现心中的梦想。
他们憧憬着在未来的时间里，可以置换身份，穿上军装。甚至像电影上放的新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健儿一样，幻想着在放下锄头的时候，会不会发下一支枪？在从事生产建设的同时，也尽到保卫祖国黄海前哨的责任。
当年作者（右一）与知青兄弟在农场河边合影
一、印字与照相
这个时候，场部所在地的大有街上，可热闹起来了。一些商店和个人，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针纺织品的印刷业务。他们用硬纸板、石棉板或白铁皮刻上镂空的字，将背心、短袖汗衫和球衫上印上“黄海前哨”、“黄海前线”的标志和图案出售。
他们同时也承接来料加工，你将衣衫送来，我替你当场喷印。一件小的、仅有文字的汗衫，收费五分钱；大的、有图案的汗衫，收费一角钱。如果需要，还可以套色喷印，那就要收费两角钱了。
一时间，许多男生们都穿起了这种印有“黄海前哨”、“黄海前线”字样的汗衫，仿佛都成了真的军人似的。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其实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大约到年底之后，这些印字的商店就“门可罗雀”了。
另外一个生意好的是大有照相馆，里面挤满了前来照相的苏州知青。在一块画板面前，摆出各种姿势。我记得:陈蕴刚穿来的一件黄大衣，成了抢手货。许多人披着它，拍下了自己来黄海农场的第一张照片。
但是，农场与队里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四月一日晚上，队里给我们这些苏州新来的知青发放了饭菜票。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们要凭票买饭、凭票买菜吃了。
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月36斤，听说农忙时还会增加六斤，达到42斤。但什么时候才增加，我们一无所知。工资是每人每月15元，男女生都是一样的。
那时，除了曾在农校读书的少数知青是21、或23元外，其他的老知青的工资，是19元5角，从至年的知青，都是一样的。听说，过去鸡蛋价格是五分钱一只。自从我们来到之后，每只鸡蛋已经涨到八分钱了。
我们来的时候，仓库前的土场上，已经安放好了一口大缸。这口缸是用来放洗脸洗脚水的。晚上睡前和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舀热水。因为阳历四月的苏北，天气还很凉，甚至很冷。
缸里的热水，是食堂烧好后，由炊事员邱维俊挑来的。每次两担四桶。关于开水，需要自己到伙房打。我们每位知青在苏州来的时候，都带了一只热水瓶。你要把水瓶送到伙房去，下班之后再拎回来。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我们实有的72名男生，分成两个排、六个班，每个班正好12个人。我所在的2排四班，班长是潘晓新，副班长是吴连元。为了帮助新知青，队里还安排了一位名叫钟桂华的淮安老知青，来我们班当班长，指导我们学习、生活和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潘晓新是当时苏州市“革委会”副书记潘令儒的儿子。他身材有一米八左右，平时一直穿着一身海军的灰军装。他对人平和，做事讲理，没有架子。因为他也是北方回来的，操着一口稍带苏北味的普通话，我们俩较谈得来。
副班长吴连元是地道的苏州人，比我年长两岁，也是我们这批苏州知青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为人随和，虑事周祥。班里的大小事务，实际上他操心得比较多些。
从北大荒回到苏州之后发现，我的苏州话已经彻底变味了。在东北与同乡们讲的苏州话，回到苏州后一比较，完全不是一个腔调。我知道:我在北大荒呆了七年，时间太长了，口音已经改变了。所以，我只好暂时收起我那“洋泾浜”的苏州话，用东北的普通话与人交流。
在与我同时到黄海农场，从北方来的、而成为苏州知青的人数并不少。就民生三队而言，除了潘晓新、陶镐，还有来自辽宁沈阳的高乐怡、高新怡姐弟。听说他们还有个弟弟安怡也到黄海来了，在其他队里呢！
当然，我也不会放弃与苏州人交流的机会。我还要在这种交流中，找回我以前说过的、标准的苏州话。从北方回来后，我脑子里思考问题，用的就是普通话。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即使我用苏州话和人交流的时候，“冷不丁”地还会蹦出个普通话的词语来。
到黄海农场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这天队里放假。滨海县照相馆的人，也带了照相机，到农场来找生意了。我与张也青、候荣根和黄瑰琛正好逛到果园，就在果园外的池塘拍了张合影。费用当然是大家分摊的，苏州人叫“劈硬柴”，也就是现在流行的“AA制”。
二、麦田拦军车
我们到达黄海农场之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似乎迎来了新的胜利，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一时间“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歌声，响彻了广播喇叭里。
小麦开始拔节了。黄瑞祥在队里“看青”，他经常需要在田头地尾转转。这一天，我在河南的地北面碰见了黄瑞祥。两人还没聊上几句，就见一辆军用吉普车冲过来。吉普车冲过来时并未停车，一直就向麦地开了进去。车轮碾压之处，小麦都倒伏在地了。
见此状况，黄瑞祥急急忙忙冲上去阻拦，这也是他“看青”的责任。我看到，车上坐着几个穿军装、佩领章的人。看见黄瑞祥拦在车前，除了开车的那位没动，其余三个人都下来了。有个人手里，还拎着一管双筒猎枪。
这三个人中，有一位是我认识的，是我们分场教导员王明。他黑中露白、稍浓的八字型倒眉，平时总拿帽后檐压得平平扁扁的，大家都说他像极了“林副统帅”。另一位当时不知道名字，后来才知道他是军务股股长，姓任。任股长五短身材，剃着个光头，拎双筒猎枪的是他。还有一位不认识，他也没多开口。
看见黄瑞祥拦了他们的车，王教导员怒气冲冲地问：“你想干什么？”
黄瑞祥一时愣在那里，倒有点说不出话来了。但听他这样说话，我是有点忍不住了。就反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任股长把枪往上一扬，说：“打兔子！”
我说：“打兔子？你们也不能压麦子呀！现在的小麦正在拔节，压倒了，可再也扶不起来了，会影响产量的！”
“麦子，产量？”任股长对着我们吼了起来：“老子解放战争打过仗，抗美援朝跨过江！压倒几棵麦子算什么？”
这几句话可把我也惹火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天天唱。其中就有一句‘不损坏老百姓的庄稼’，知道吗！”
任股长理屈词穷，便说：“这是老百姓的麦子吗？”
我说：“不是老百姓的麦子，也是农场的麦子。这是国家的麦子，难道就可以压吗？”
看到我们争吵得那样厉害，那位不认识的军人连忙上前，劝道：“算了，算了。兔子不打了，我们回去吧！”
任股长恨恨地说了声：“扫兴！”就到车上去了。
王教导员也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好像是说：“走着瞧吧！”也跟着上了车。
在车里,我看他好像又对着任股长他们，去作什么解释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一直不会忘怀。果然，这件事，后来影响了我好多年。包括下面写到的“兵团战士代表”、我终于没能进机耕队……
我们队种植的农作物，大宗的作物除了冬小麦，还有大豆和棉花。这儿的大豆种植与东北不同，是不起垅平播的。因此，我知道它的产量肯定不高。棉花在平播出苗后，要经历间苗、补断后再起垅。
三、饭票不够了
我们队越过马路后，就是一条河。队西的那条路向南，还有座涵管连通的桥。桥的西南就是菜园，我们平时吃的菜就产自这里。菜园边上还有座水车，需要灌溉的时候，是以牛或者驴为动力的。
管理菜园的是朱向忠老俩口。他们有个儿子朱有富在果园那边当统计，一个女儿朱有琴在队里参加劳动。朱大爷和朱大娘为人和善，一家人总是开开心心的。听说他们家，不是泗洪、而是雎宁人。
女生的工作是选种或其它杂活，工作还相对轻松些。男生们的工作相对就要重些了，他们在老工人的带领下，去开沟修渠。队里的条田，南北统加有好几十块。由南向北就是两里，由北向南也是两里。
这样的挖掘起来，就需要花力气了。而且是每个班，都有每个班的任务。这样一来，体力增加了，饭量也增加了。四两一对的方白面馒头，有人一顿竟吃了一对半，即六两。记得刚来的两三天，池塘里漂满“白花花馒头”的情景不见了。
36斤的粮食计划，有人在二十五天、二十天就吃完了。男生断粮的情形，已经引起了队里领导的注意和重视。粮食是有计划的，而且是国家规定。尽管队里仓库有粮，那也是上报后归国家所有的。任何人都无权擅动，擅动后的后果和利害，是不言而喻的。
陈指导员、路队长和队里的其他领导经过商议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套用吃“忆苦饭”的办法，要求每户老工人家庭带两名断粮的知青回去，也不说吃什么。要求是你家吃什么，就让知青吃什么。
这个办法果然很有些效果的。五天之后，下个月饭菜票发下来之后，断粮的问题解决了。这也提醒了这些男生们，要量入为出，在独立生活时，做好自己的计划。这仅是知青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走好人生道路的第一步。
其实，我的断粮比这些男生更早些。倒不是我的肚子大，吃得多，而是一个意外情况造成的。下乡之时，仓米巷里大卫弄的一位柏姓伯母，特意把我请到她家里，请我吃了一顿菜肉大馄饨。
她在“卫前中学”读书的女儿珍囡，也到黄海农场来了。珍囡被分配在大有四队，这天到我队来探望住在一个弄堂里的袁守祥、袁守高兄弟。袁氏兄弟告诉了我，我当然是要尽“地主之谊”的。
我向老工人家买了一只鸡和一些蛋，就用他家的锅炖了、炒了。再加上食堂买来的菜和饭，我与大石头巷居委会同来的伙伴，一起招待了珍囡。买鸡和蛋的钱、到食堂买饭和菜的票，当然都是用的我的。
这样一来，十几个人的两餐用费，是十一元五角钱，饭票用了近二十斤。我余下的钱和饭票，肯定是不够本月的使用了。后来，是我们班上同伴和二弟对我的帮助，才使得我渡过了这个月的难关。
四、估重毛猪肉
我与珍囡的交往，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那天她要回去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一片了。为了不让她途中害怕，也是为了她途中的安全，我还得把她送回大有四队去。
两三个月后，她和同学们被调到大丰县的三师十六团。期间，我还与她通过五六封信吧。有一年探亲假的时候，我还请张也青带了十斤壳花生，送给柏伯母。这大概就是我那种：“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思想，在支配我呢！
大约在仓库里住了一个多月，我们的床板终于从苏州运来了。首先是给女生，然后再发男生，但是凳子还没有到。好在队里脱了些土坯砖，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搬来就用。用土坯抬高的床板，总算像个床，我们不用再睡在地上了。至于搁床板的凳子，一直等到年底的时候，才从苏州运过来发给我们。
当时，我们队是有卫生室的，卫生员是年与我表姐同时下乡的陆秀芬。五、六月份来到了。根据场部的指示，队里要选一名卫生员，送场部培训，我们队选出来的是一起到农场的苏州知青曹巧珍。曹巧珍在场部培训的时候，我还去看望过她。
在夏粮快熟的时候，两栋草房在大家的抓紧下，已经结顶了。一排先搬了过去，我们二排被疏散到大仓库东的两排旧青砖瓦房中。仓库腾了出来，可以盛放夏熟的小麦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夏熟抢收，在农场是被称着“三夏”，即夏收，夏耕，夏种。这时候，是需要改善一下全队人员生活的。改善生活的办法，就是杀一口猪。有家庭的，依照人口；其余的肉，送进食堂，这是人人有份的。
当猪杀好准备褪毛的时候，食堂的炊事班长张苗楼与另一个老工人争了起来。他们在讨论这口猪有多少肉，也就是出肉率。两人相持不下，要打赌了。我在旁边劝了一句：“不要争了。这口猪肉的份量是——”我随口说了个数字。
这一下，他们俩又一起不服了，就要与我辩论。我微笑着说：“不用争，到时你们就知道了。误差在一斤之间！”就在大家的期待中，内脏已经取出、猪头已经卸下。猪肉过磅之后，比我说的多了四两、还不到半斤。张苗楼与这位老工人彻底服气了。
其实，毛猪与净肉是有换算方法的。除了不同的品种，喂饱与饿着的一些细微差别外，换算的准确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从此，张师傅非常佩服我的估重，他认为我的讲话“有谱”。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我曾在北大荒当过将近三年的“小猪倌”。看见过的猪，可以千计；看杀过的猪，可以百计。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
五、通讯报道员
与其他苏州知青相比，我在农场的生活经验比他们强多了。从我个人的观感来说，黄海农场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比北大荒中任何一个农场的条件都差，甚至不及劳改留场就业的农工。当然，这些话是不可以说出来的。我知道，每句话的利害所在。
“三夏”大忙在即，大谷场与仓库前的土场都要垫土填平，泼水压实。洒上麦壳或铡细的麦秸之后，老牛拖着石头碾子，在大场上一圈又一圈地转着。这时，组建兵团的人员已经到位。
在我们队里，分来了两个复员军人。他们一个是王治兵，一个叫徐维来，听说他们的家乡，就是邻县的滨海。军队和省直属机关下派的干部也到了分场。军队的一个叫王明，省直机关的一个叫沈济康，他们分别任正副教导员。
我们队老工人韩明先大爷的儿子、退伍军人韩绪俊，早于他们就回到队里了。韩绪俊，中共党员，他曾在离我故乡宣城不远的贵池军分区当兵，做的是营部书记员的工作。他的复员，可能与父亲的政治历史有关，但我不能确证。
韩绪俊，办事有魄力，做事肯担当，为人很友善。在我们这些知青眼里，他就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大哥”。所以，在我们知青中，大家都很信服他。这次，他受队里领导的委派，去场部参加了“三夏”大忙的宣传工作会议。
根据会议精神，他回来之后，立刻成立了队和班排的通讯报道组，我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名通讯报道员。这个通讯报道员，当然是需要跟班劳动、完全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尽管如此，大家写稿的积极性依然还是很高的。
六、刊稿出错误
在这次“三夏”大忙中，场部办了一份《三夏战报》。在这份“战报”的某期上，整版刊登了我采写的民生三队的三夏动态报导。其中有队、排、班各集体与个人的事迹表达，在“三夏”大忙中作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和贡献。
在写炊事员陈永年的事迹里，我用了：“一颗红心两只手，誓把红旗插全球”的小标题。在这张期刊上，删减正文后，就引用下这两句话，落款成了“炊事班班长：陈永年”。
战报发到队里后，却引起了一场喧然大波。把不是班长的人，写成班长，就是这份战报的最大失误。我向场部宣传科反映后，编辑却对我说：“你看整版中，就缺了个班长的角色。所以在编稿中，就把他写成班长了。”
战报编稿者所不知道的是：我与陈永年在队里所承受的压力。大家认为是我写得不实，或认为陈永年想当班长，自报班长，真是天大的“冤枉”。这件事，在我们队里被讲了好几年。后来陈永年离开炊事班、不当炊事员，也与这期战报是有一定关联的。
当时这句“一颗红心两只手”的话，是我首创的。应该说，没有比我写得更早了吧！以后在全国全省，这句话在所有的文章里铺开来用了。当时如果有著作权的话，这些人就已经是一种侵权了。
在三夏大忙场上晒麦子的时候，中午人们都在池塘边的柳树荫下休息。我为了锻炼自己的体魄，却睡在大场的空地上。让炎炎的烈日，直接照射在身体上。脸上挡了一本书，晒了前胸再晒后背。
以至晚上天黑去河边洗澡的时候，脱了蓝色田径短裤，就像穿了条白短裤。在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的时候，我会冲进雨地里，让雨水和雷电尽情地沐浴心身。我认为：这样就可以锤炼自己的意志、煅炼自己的体魄。
在晚上热得无法入眠的时候，我会约上几位伙伴到河上小桥、菜园水车旁去谈心说话，苏州人叫“讲张”。有一次，我与陶镐谈得非常投机。一直到十一点多钟，两人还不想去睡觉。
食堂的伙食，天天都一样地吃，也够了。尤其是主食，早晚都是馒头和粥，中午是馒头和菜。我与几个北方的同伴商量后，准备包一次饺子，改善一下伙食。
头一天，我们向食堂的张师傅买了六七斤面粉，要了些盐油之类。因为已经看好，又向菜园的朱大娘要了一些韮菜。向队里有鸡的老工人家，买了几个鸡蛋，并摊成了蛋皮。
七、自己包饺子
一切准备就绪后，这一天，副班长吴连元带领大家去出工。把潘晓新和我反锁在宿舍里，后窗是可以开的。陶镐、高新怡是另外班里的人，他们事前是知道的。等大家都上工之后，他们借故留了下来。他俩就从后窗爬着，溜进了我们宿舍。
一切就绪，大家分工合作。切菜的切菜，拌馅的拌馅。和面赶皮子的事，归我来。一直忙到十一点，饺子终于包好了。事先我已联系好，我到离宿舍最近、住在草房的颜怀学家，向颜大娘借用她家的锅，把饺子下好。
饺子足足有两脸盆，我留下一碗饺子给颜大娘家。与陶镐一起，把饺子端了回来。等吴连元带着人下工回来，大家围在一起吃开了。这是离开苏州、到农场后，我们第一次在全班，集体改善生活。
见到我们整班都没到食堂吃饭，大家都很惊奇。等他们推开我们宿舍的房门后，全傻了。接着蜂拥而至，脸盆里一个饺子也没剩下。在初到农场的日子里，知青们慢慢开始适应自己的生活和环境了。
还有一件事，也一直记在我的心头。在这一年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开始想家了。农场做的月饼是广式的味道也很一般。大家想念起了苏州那种苏式月饼，真是皮酥馅香啊！也不知是谁提出了个问题：“谁还存有苏州带来的食品？”
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引起了大家乡思的共鸣。有人拿出了几片饼干，那是“大明”饼干厂的“鸡球”饼干。有人拿出了苏州带来的一瓶水，有人拿出了采芝斋的粽子糖，有松仁的、玫瑰的。还有人拿出苏制的话梅、果脯、盐金枣……琳琳总总还摆满了一堆。
二弟齐颖居然拿出了两段甘蔗，这是爸妈在南门轮船码头为我俩买的。甘蔗的两头虽然已经干枯、萎缩了，削了皮之后，里面的水份居然不减，依然可以吃。这是唯一的一次家乡食品展示会，寄托了苏州知青的无尽乡思。
陶镐从苏州还带来了一套理发工具。他成了我们大家的理发员。大家的头发，都是他帮助理的。而他的头发，就要我们替他理了。还是住大仓库的时候，我就替他理过发。
有一次，在我为其他人理过发后，发现旁边还有个小男孩子，他的头发已经很长了。我就问他：“要不要我替你理一下？”小男孩没有着声，只是点了点头。
我把他抱到了板凳上，围上了布，就替他理了起来。讲心里话，我的剃头手艺，实在是不太高。我只能把他的头发尽量剃短些、夹平些、理顺些。想不到，理完发之后，他对我说了声：“谢谢！”就高高兴兴回家洗头去了。
以后，这个小男孩都对我都非常客气、礼貌和亲热。他的名字叫宋作利，他就是我们队老红军宋振邦的儿子。他的哥哥宋作胜，后来是一名赤脚卫生员。而他本人，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
陶镐的妈妈，为陶镐寄来了一件稍微粉色的“香港衫”。“香港衫”，顾名思义，就是香港人穿的一种短袖衬衫。三开小领，非常得体、好看。那是一个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思潮的年代，陶镐可就不敢穿了。
我把衬衫拿了过来，穿上了身。我穿着出去转了一圈，队里的人都说这件衬衫好看，并没有要批判我的意思。可能他们也说不出这件衣服的名字，又怎么会想得到批判呢！我穿穿洗洗了一个多月，后来才又还给了他。
与衣服有关的事，还发生过一件，那是四月下旬的事。从大有分场向北，民生、东直以北的土地，都基本上是盐碱地。种植的棉花，稀稀拉拉的，产量不及大有的一半。
八、插秧衣被偷
为了改良地里的盐碱，种植水稻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因为，这可以靠水洗去土壤的碱份。这一天，水稻的秧苗已经育好。要我们民生二队、民生三队的人，前往民生八队去支援插秧。
一清早，我们吃过了早饭，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们行走的路线，就是直线前往。遇水涉水，有路走路。涉过两条河之后，我们来到了民生八队的田里。田间的耘耙前期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到达后直接投入到劳动中去。男生负责拔秧起秧，女生负责插秧。
因为途中过河，我身上的衣服弄得又湿又脏。上午间休时，我就把这身衣服洗干净了，并晾在田埂上晒。中午吃饭，是在八队食堂吃的。临去吃饭时，有人提醒我把衣服带上。
因为衣服还没干，我没听他的话。我在北大荒的时候，有件衣服丢在大草甸子里半个多月，都没人拿走，后来还是我自己又取回来了。这里也是旷野，会有什么人来呢！等我们吃完饭重新回到田头，我的衣服不见了。
这时，刚才提醒我的人才说：“这里周围还有老乡，他们又都非常穷。你的衣裳晒在这儿，所以是非常不安全的。”认倒霉吧，这件事也给我一个需要记取的教训。我失去的这套衣服，是我在黑龙江带回的机耕队专用的三紧式工作服。
其实，我总共只有两套可洗换的衣服。丢了一套，今后的洗换就成问题了。而且，这套衣服对我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我家拍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我穿的就是这套衣服。灰色平纹布做的，在东北就已经穿过一年多了。
在回来的路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的衣服丢了，只穿着汗衫短裤，过河时就没了顾忌。王文华穿戴整齐，就请我背他过河去。当我背着他来到河心时，刘桂宝在我胳肢窝搔了一下。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松手将王文华摔掉到河里。王文华生气了，又把刘桂宝推倒河中。大家都成了湿淋淋的水人，都哈哈大笑，才算拉倒。
我记得，刘桂宝口袋里的大半包牡丹牌香烟，也掉进了水里。不能抽了，只好扔掉。那时候，知青们抽的烟，不是沪产的“勇士”，就是淮阴的“经济”烟。在上海厂的“劳动”、“飞马”、“大前门”牌，淮阴厂的“玫瑰”、“华新”、“大运河”牌香烟已是好卷烟的情况下，牡丹牌香烟可算是一款奢侈的高档卷烟了，大家都觉得很可惜。
（下篇《黄海岁月（连载5）筑堤中山河》）
黄海岁月（连载1）“社会青年”下乡记
黄海岁月（连载2）今舟驰向黄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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