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摘梨果业连
年夏收结束，果园从十一连的建制中划出，单独成立了果业连。王道安被调去担任连长，十连的南京知青陈树模，被安排到果业连担任指导员。
这座果园，显然是前黄海的劳改农场留下来的。里面种植有蟠桃、苹果和砀山梨。一到开花季节，景致是很美的。刚到农场的时候，我们就领略过。这两年来，里面的水果我们也都品尝过。
蟠桃采摘的时间是麦收，果味脆而甜。苹果和梨的收获季节，在秋天。苹果的品种是小“国光”，当时也算是不错的。梨的品名叫“砀山”，原产地就是徐州西北的“丰沛萧砀”[注3]地区。
我知道：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是在沛县。有一道“鼋汁狗肉”，就是沛县著名的菜肴。他曾于芒砀山斩蛇起义，反抗暴秦。这个产梨的砀山，是不是就是当年那座斩蛇的芒砀山呢？
当时这些水果的价格也不贵，我记得这样的桃也就是二、三分钱一斤，苹果和梨是五分钱一斤。因为都是熟人，都可以“先尝后买”的。等吃饱了，再买些回家，这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在农场和兵团期间，我所吃得到的水果，主要是来自这座果园。虽然成立了果业连，但果业连与十一连的联系还是千丝万缕的。果业连忙碌的时候，十一连会派人支援。十一连忙碌的时候，果业连的人也会过来。
分家之后，记得有一次，我们连派了一个排的人到果园帮助摘梨。这些人到了之后，不是忙着干活，而是先去吃梨。我与薛亮看不惯这些人的作派，回来之后我写了首诗送给薛亮。就算是我对这些人的回答，题目是《与亮兄果园劳作叙题》：
长风忆秋月，摘梨至果园。
健者尝枝新，我辈视等闲。
华歆[注4]应渺小，管宁[注5]当世厌。
与君同数载，表里亦尽然。
无论是“三夏”、“三秋”大忙，果业连对十一连的支援，也是不遗余力的。两个连队人员的交往，也是“如同一家”。孙爱玲的女生班被调往果业连，是王道安连长点兵点将要的。
孙爱玲这个班文化素质好，人员体力强，是王道安最为看中的班。而男生班本来都是从十连抽调的，怎么会将黄瑰琛调了过去呢？下乡之前，我与黄瑰琛并不熟悉。只是在编班排的时候，我与他同分在2排4班。也只是彼此认识，也说不上有什么交情。
二、吴明冠捞鞋
因为我们都是社会青年，从街道下乡，开始相交往的人，基本上也是以居委会为单位的。黄瑰琛，幽兰居委会下乡的人。他们居委会的人数，要比我们大石头巷的人少些。
但他们是从“文革”开始，就在一起进行“政治”学习。彼此间的熟悉和情感，要比我和我们居委会人的关系亲热得多。可以说，黄瑰琛在他们居委会的人脉、人际关系是出类拔萃的。
黄瑰琛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对人也很热情，但在对事物事情的处理方面，是有缺憾的。冬季的黄海，也是滴水成冰的日子。这一天，他在连前面的小河岸边洗鞋子，这是一双橡胶底的解放鞋。
也不知怎么弄的，其中的一只掉到河里去了。自己用什么办法，也捞不上来。正在这时，同班的苏州知青吴明冠走了过来。黄瑰琛说：“谁帮我把鞋子捞上来，我给他两角钱的饭票。”吴明冠问：“真的？”黄瑰琛说：“当然是真的！”
吴明冠二话没说，脱了裤子就下河，把鞋子捞了上来。黄瑰琛兑现了他的承诺，给了吴明冠两角钱的饭票。回到宿舍的当天晚上，吴明冠开始发高烧。他患的是重感冒，生病了。
这件事被他同居委会的、女生排长冯先韵知道了，就狠狠地批评了他。在批评他的过程中，冯先韵千不该万不该的说了一句：“你如果有万汝藩表现的一半，我就心满意足了。”
黄瑰琛就此认为，是我把这件事告诉冯先韵的。从此对我“敬而远之”，大约要有十好几年没说过话。这件事，还真不是我告诉冯先韵的。面对这样的误解，我只能自己忍受，却无法向他做出任何解释。
因为我与冯先韵的关系，也是走得很近的。主要是冯先韵的父亲、冯慕斋先生是位老师。我常常通过冯先韵的关系，向冯老师请教一些政治、经济和古典诗词方面的问题。
冯老师也通过冯先韵，给我带来一些书籍。包括“文革”中被查抄遗漏的中外文学书籍，而我最喜欢的，是他给我的一本《牛虻》。冯老师给我的书中，目前我尚保存着的，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这是一本繁体字、硬壳封面的书。冯老师之所以会送给我，因为当时读马恩列斯著作时，我对苏联的历史也很感兴趣。这本书在我身边已有四十多年，现在还在我书房的书橱里面呢！
黄瑰琛为什么会一人调到果业连？让我蒙受了这么多年的误解。我的心中一直是很痛的，因为我把这些人都当作兄弟姐妹。只是，现在因为冯先韵现已作古，她患的是胰腺癌。去世的两天前，我医院病房探视过她。在那种境况下，我实在不忍心、再无法听到她当时的想法。
在下乡的十年中，我为冯先韵做过的事仅有一件。就是在周有淮卸任后，冯先韵接任了司务长。我特意跑到东直的二十一连，请丁云忠为她刻了一方小篆的图章。不知这方寿山石章，现在还在否？
后来在纪念我们这批苏州知青下乡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与黄瑰琛的这份心结，在同伴们的劝解下，也终于解开了。人到老年，该要解决的误会，一定要解掉。不能让它一直存在心中，留下遗憾。
三、通信许海兰
种植的棉花开摘了，这一年我们连的采棉高手，是我们苏州知青邵银妹。我记得：这是我们苏州知青的首次夺冠，超过了老工人。因为要写报道稿，我就去采访了她。就通过这件事，我与她熟悉了起来。
有一天，她手里拿着一封信，突然找到了我。要我帮她回一封信，给刚刚插队到黑龙江佳木斯“建三江”的上海妹妹。我说：“回家信，你又不是不会，还用得着我吗？”
邵银妹把信递给了我，说：“你先看看吧！我与班里的同志商量过了，大家讲：在我们连里，除了你，谁也回不了这封信。”这就怪了！有什么样的信，只有我才能回复？
我半信半疑地接过信来，足足有四张纸。而且每张纸都写得满满的，字迹写得非常漂亮、清楚。这完全不像是一个姑娘的笔迹，字迹显得也确实遒劲、老到。可以说，这是一封充满了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的信。
我自以为，我的字写得认真、工整。但与这位姑娘比起来，我的字就显得太差劲了。这是一位刚下乡姑娘的信，焕发着青春的热情和勃勃的朝气。既然信已经接过来了，为了不辜负她的一片挚诚，我就只好鼓起勇气来写这封回信了。
我以银妹的口吻，询问她在黑龙江兵团学习、工作与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也介绍了“自己”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里两年来的体会，并且写了一些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的话。我的字写得较细小，足足写满了三张纸。
信交给银妹寄了之后，我感到我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又过了一阵子，银妹又来找我。这一次，她是苦着脸来的。我刚想问：“怎么回事”时，她把信交给了我，说：“你看着办吧！”
原来，这位上海妹妹在信中说：“从字迹到语气，这封信都不是你写的……但我很喜欢。”并要求银妹，把我“介绍”给她“做朋友”。同时对银妹提出：“今后你的信都由他来回我。如果换人的话，就不要回信了。”
这一下，可把我弄了个大红脸。因为在那个时候，“朋友”是不可以随便做的。“朋友”的意思，有“男朋友”、兼未婚夫的意思。看到银妹惊慌失措的样子，我还是把信接了过来。并且对她说：“你放心好了！信仍旧由我来回，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就这样，我与她成为：“素不相识的、素未谋面的、经常笔谈的”“朋友”或“战友”。我向她也介绍了我曾在黑龙江生活的经历，在东北生活的注意事项等等。只是没有写过，我有个曾经在北大荒“劳改就业”的父亲。
我还把我写的一首散文诗，寄给了她。题目是：《怀念你，兴安！——参加开垦北大荒九周年红念》。[注6]她读了以后，可以真正地了解我了。这首诗的第一个读者就是她，我后来在编辑新体诗集的时候，特意加了一条注释。并且写清了这件事，也算给她和我自己一个完整的交待。
我们之间的通信，大概维持了三年多的时间。直到她考上学校，离开兵团。但是，每封信的间隔时间比较长，总共有七八封信吧。我在银妹那儿看到过她的照片，单眼皮、瓜子脸，一幅很清秀的模样。
她的名字叫许海兰。在给我的信中，落款是“海兰”，有时会落款为“海澜”。那是一个讲究革命，讲究战斗的年代。“波澜壮阔”，也许就是那一代人曾经的追求。听银妹告诉我：她之后的命运并不顺畅，也是多舛的。
我写下这些文字，一是表达我的思念，二是表达我对她由衷的祝愿。据说她在上海养病，因为没有地址，我也无法探望她。估计，银妹还因为她说的那句“做朋友”的话，也不愿把她的地址给我呢！
另外，与海兰的字相比较，我深感自己在文字方面，与她的差距。从此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力改自己的字体。现在讲起来，我也是拜海兰之赐、受海兰之教、得海兰之益了。
四、结识杨奎先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团部管生产的部门，有一位大学生调到了十一连。除了吴煜凡吴老师，我们连几时又能见到过一个大学生呢！而且这位大学生被调来之后，并不是来搞调查研究的。而是直接被安排到了排里，参加大田生产劳动。
这个排，就是我们的二排。老排长周光荣考虑到他的文化水平，就把他安排到我住的宿舍。还对我说：“你们都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就住在一起吧。”其实，是老周排长把文化的含意弄混了。
我虽然能写一点稿子，自己连小学都没能毕业，怎么能与一位真正大学的毕业生相提并论呢！但是，我还不能向周排长去解释。他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凡是能写写画画的，就是“文化人”。
就这样，我就与这位大学生做了同宿舍的“室友”。他名叫杨奎先，原籍是四川达州巴中县人，是年或年的大学毕业生。至于他怎么来到的江苏？还有一个曲折、动人的小故事呢。
当年他毕业分配在即，对于自己的去向，他想征求女友的意见。这时，杨奎先已经在热恋之中。这位女友，是低他一年级的校友。看过了可选择的分配地方，其中有一个“江苏农垦公司”的单位。
女友对他说：“我喜欢江苏，你先到江苏去吧。等明年我毕业了，也要求到江苏去。”就这样，杨奎先报了“江苏农垦公司”，并被分配到黄海农场。
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的分配方案变了，那位女友被分配在本省。天涯一方，这位女友就此与杨奎先分手了。杨奎先到十一连的时候，已经30多岁。未婚单身，当时来说，属于“高龄未婚青年”了。
我与杨奎先的交往，始于对唐诗宋词的爱好。我最喜欢听的是他用四川方言背诵李白的《蜀道难》。那种川语的抑扬顿挫，把李白这首诗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
五、“大批判”专栏
面对自己的处境，杨奎先是知道的、焦急的，也是无可奈何的。杨奎先比我年长六岁，面对这位长兄，我是充满敬重的。连队东边的那条路，两面的山墙就是各排的“大批判”专栏。
这种专栏，一次所用一开大的纸八张到十张。每月更换一次内容。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要求，写出不同的内容。而且还会评比。我记得：一排的专栏，是由高新怡负责的。
这种“大批判”专栏，是紧跟形势、贴近要求的。后来兴起了“小评论”，专栏又成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小评论”专栏。连云港知青郭家财，当时在连队“小卖部”工作。
对于每月的香烟销售，大家很有些意见。我写了篇《“飞马”飞向何处去？》的文章，以“小评论”的形式贴到了“小卖部”的墙上。四十多年后，郭家财到苏州来见到我，对此还有些“耿耿于怀”呢！
这样的专栏，除了它的政治意义不说，对于改善、调节连队的环境和精神面貌，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当时整个环境，不是黄色、就是灰色。有些花花绿绿的纸贴在墙上，气氛也为之一振呢。
我们二排的专栏，过去一直是由我在操持着、管理着、更新着。自从杨奎先到我们排之后，我也就多一个帮手、速度也加快了许多。有一次，周排长看见一排的专栏贴好了，非常赞赏。
此时我们排的专栏内容已经誊抄完毕，也等着上墙了。见排长赞赏一排的专栏，我和杨奎先就把专栏的内容重新排列了一遍，我把刊头号上第二期三个字画成了一座灯塔。两人就把专栏贴好了。
重新排列的专栏内容、式样，几乎和一排的专栏一模一样。只是一排的专栏外框是红的，我们排的专栏外框是绿的。我们也是带点半开玩笑的意思，想不到周排长看了后，连声夸奖说：“好，好！”
六、“吃鹅”与“劝架”
这一年，连队养了一群鹅。秋收之后，知青按人头计，每人可以买到一只。一只鹅，一个人一餐是吃不完的。我们宿舍的人就联合起来，采取大家轮流做“东”的办法。今天吃你的，明天吃我的。
这一下，红烧鹅，白“笃”[注7]鹅，煮鹅汤，各种烧法齐来。知青大宿舍里，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天气不太冷，杀了的鹅不能放得太久。只好腌起来，让风吹着、晾着。
轮到吃杨奎先的那只鹅时，已经有蛆虫爬出来了。我们都感到不能吃了，杨奎先说：“没关系的，蛆还是‘高蛋白’呢！”这只鹅烧熟之后，敢下筷子的人不多。我陪着他，把整只鹅吃完了。
另外一点须说明的，当时一只鹅的售价，是两块钱。我们把鹅毛拼拼凑凑之后，可以卖到两块钱。这鹅肉，也算是白吃到的。像这样的“便宜”福利，我们连大约维持了两三年。
进入成本核算之后，这种福利也就没有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杨奎先劝架。这一天的中午，杨奎先下工回来的路上，看见两个老太太吵得不可开交。
其中有一位是他识得的，是泗洪老工人杨绪英的家属[注8]。他立刻走上前去，站在两个人的中间。并对杨绪英的妻子说：“杨老太婆，你们就不要再吵了吧！”
让杨奎先措手不及的是：他的话音刚落，便挨了杨绪英妻子的一个大嘴巴。而且搧得又重又狠，脸颊立刻就肿了起来。看见杨奎先捂着脸走了进来，我立刻问他：“怎么回事？”
过了好大一会儿，杨奎先才把前面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听了他的讲述，我明白这是对言语方面的误解。沉思了一下，我对他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让她给你赔礼道歉！”
说着，我就来到了家住东后房子里杨绪英的家，老两口和他们的女儿杨友霞都在家里。一看见我的到来，杨绪英的妻子许兰翠就拉着我的手说：“小万你来评评理，杨奎先骂我‘老太婆’对不对？”
我说：“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都知道了，我也正是为这件事来的。”
顿了一下，我就问他们：“你们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吗？”
杨大爷说：“知道呀，他是四川人。”
我问：“你们看过、或听说过《红岩》这本书吗？”
杨友霞说：“看过，看过的。”
我说：“里面有个‘双枪老太婆’，知道吗？”
杨大娘说：“知道的，知道的！”
我这才说：“知道就好！在四川方言中，‘老太婆’是一个尊称。只有值得尊敬的人，才能获得‘老太婆’的称号！‘双枪老太婆’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证明。”
停了半晌，杨大爷和杨大娘才说：“这么说来，是我们错怪他了？”
“就是错怪他了！”我斩钉截铁地说。
杨大爷说：“我们知道了。”
第二天下班之后，杨大娘找到了我，让我带着杨奎先到她家吃晚饭，同时向杨奎先赔礼道歉。在饭后聊天的时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一笔写不出两个‘杨’字，说不定你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呢！”
我的话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虽然没有办法续家谱，杨绪英大爷一家和杨奎先都认了本家。杨大娘许兰翠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谢谢你了，小万！你让我没有冤枉了好人。”
七、年终的总结
一场天大的误会，就此翻过。关于杨奎先最为“出彩”的事，还有一件。年终总结开始了，周排长把写总结的事交给了杨奎先。杨奎先用了大约有五六天的时间，终于把二排的年终总结报告写好了。
开大会的这一天，二排的总结报告格外精彩。不仅有当年、往年的劳动效率比例，更有各种数据的比较，还有各式图表的显示。这份二排的报告，超过了连队的总结报告，实际耗时用了一个半钟头。
听完了杨奎先的总结，也启发了连队的领导。他们请杨奎先用同样的方法，为连队的报告进行重新的调整。这一年，十一连的报告开创了七团的先河，赢得了上级领导的好评与赞誉。
当团首长得知：十一连的这份报告是出自杨奎先之手后，大为赞赏。至此杨奎先在连队下放、锻炼劳动的日子，结束了。杨奎先被调回了团部，有时我在团部碰到他，都会笑着点头、或者寒暄一番。
我们在连里结下的友谊，应该是极其深厚的。直至后来，杨奎先与一位在七团镇江籍的周志华女士结婚，杨奎先被调到江苏一所大学任教。他以副教授衔退休，现定居在镇江市内。
当年，杨奎先曾经在我的日记本上，抄下了一首王维的诗：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襟。
这本日记还在，杨先生的诗抄还在。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人，也见证了我们“苦中作乐”的情份。虽然现在见面不易，但当年的相聚是刻骨铭心的，这份思念也是真真切切、长长久久的。我也深刻体验着：
艰困年代艰困程，真挚情谊世长存。
有幸一起共甘苦，化作正气写人生。
下篇：黄海岁月（连载14）那些战友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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