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办法人想的
打长途电话很困难。要经过多道总机的转接后，才能接到你所要的地方。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等待，电话终于到了十一连。告诉了朱鹤林我在苏州的简单情况之后，医院，买一批病历卡送到苏州来。朱鹤林有些为难：要这么多的病历卡，医院肯卖吗？我要他去找韩绪俊想办法。
韩绪俊，泗洪老工人子弟、退伍军人。他办事有魄力，做事肯担当，为人很友善，在我们这些知青眼里，他就是一位“大哥”。当时他在团“人武部”工作，他的妻子汪家钰，也是苏州知青，正在苏州办回城呢！
关于病历卡的事情，进行得异常顺利。第二天早上，医院的病历卡。这些功劳，应该记在韩绪俊的头上。医院去就拎了一捆一共五十本，听说还没花钱。正好场部有车往苏拉货，他就托人带来了。这种浅蓝色封面、还印有“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字样的病历卡，正是现在需要的。
这些病历卡来得太及时了，我让人挨家挨户送到各位知青的手中。并且关照好：家里有医生的，让医生写；家里没有医生的，请医生写。关于疾病，不要写得太重，也不要写得太轻。只要不适合在农村从事生产和生活就行，但不能写成传染病。每段要空开些距离，以便加盖日期。
我和几个人跑到“东来仪”等文具商店，买来了可以转动橡皮带、有各式各体文字的日戳和红、蓝、黑色的印台。加盖在病历上，一本从年开始有病，陆续医疗到年的完整病史就产生了。
为了解决病历卡新旧一致的问题，我听从其他人的建议，将有些病历卡泡上茶叶水，再在煤炉上烘干、揉旧，有些还放在灰土上踩踩，一本像模像样的旧病历卡诞生了。
根据我们队回苏知青人数，我用了三十几本，剩余的十几本病历卡，支持我场其他队知青了。其中有一件事是印象深刻的。我队知青李怀根当时并不在苏州，而在阜宁农村下放父母处。为了不落下一个人，我同样也为他办理了“病退”手续。只是他的病历卡没人填写，而且时间也来不及，我只好将本“一字全无”的新病历卡夹到申请表上，居然也被批准“病退”了。
在我们队的苏州知青中，除了一名叫“刘红英”的人，已办好“顶替”手续。未再“病退”外，全员“病退”，未遗漏一人。但刘红英回到苏州的时间，与“病退”的人相比，时间晚了半年多。
各项事宜在分头进行。居委会、街革会的核实、同意的公章，已经盖在了申请表上。因为经常去，我们这帮人与“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已经非常熟悉了。终于，批准回城的通知书，开始由工作人员填写了。
其中，我看见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童桂英”。她可是一营一连（原大有四队）的扎根兵团典型人物，团、师、兵团和省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也和我们一样——“病退”回苏了。由此可见，故乡在人心中地位，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看到“知青办”的工作人员誊写得那样忙碌、辛苦，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要不要我安排一批人来，帮你们抄写？”他们说：“谢谢！不用了。”
回城要办的事情，苏州已经结束了。我赶紧买了回程票，从盐城返回农场。这一次，我在苏州停留了七天。除了回城这件事，一直奔忙在居委会、街革会、“知青办”之间，其他什么地方都没去。
我要把苏州的消息尽快地带回农场，让大家做好回城时思想、生活和各方面的准备。获悉“知青办”批准回城通知书已经填写，在苏州探亲的知青们也放弃了假期，纷纷往农场赶去。
八、连夜奔场部
转眼已是2月初时。这天傍晚，我和妻子正在吃晚饭。过去在营文艺宣传队认识的王连生、徐南屏带着一帮人，突然来到我家。还没来得及寒暄，徐南屏对我说：“八团——指现在的黄海农场——已经在迁户口，我们七团——指现在的大有农场——为什么不动？”我问：“有这回事吗，你听谁说的？”徐南屏指了指王连生：“你听他说吧！”
王连生家在九连，与八团只隔了条民生河。民生河旁另一边，有原八团的人和队。民生河上也有桥，双方的人员往来频繁。王连生讲：下午时候就有人来告诉他，回苏州的知青今晚就开始迁户口了。他还不相信，特意到八团部所在地的新荡去看了一下。
王连生说：“这一看，我才相信。大广场上拉起了电灯，排起了桌子。一付准备挑灯夜干的样子，许多人正在忙着办迁移手续呢！”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据他们团里的人说，今天连夜要办好，明天就不好办了。我心里发慌，又不知为什么‘明天就不好办了，’就与几个人一起往场部去。路过十连，又喊上了徐南屏他们。”
我心里仍有几分狐疑，又追问了一句：“你讲的是真的吗？”
王连生一听，也有点急了：“你几时听我说过谎？”
见到我家门口站了这么多人，队里的许多人都围了过来。
也不知道是谁讲了一句：“是真是假，去看一下，不就结了吗！”
“结了吗”，是我们农场老工人讲的泗洪话。
听他们都这样讲，我心里也有点打鼓了。两个农场的步调一直是一致的，为什么今天出现了不同？我饭也吃不下了，把手一挥，说：“上场部去！”
这里所讲的九连、十连、十一连，还是兵团时的建制。因为兵团虽然裁撤为农场了，但当时的营连建制并未改变。大家也叫习惯了，也就顺其自然了。十一连离场部有十八里路，到东直桥一直向南就是。
我们踏上了去场部的路。这三个连的人加在一起，有二十几个人。虽然月黑风高，这么多人走在路上，也不会冷落。在路上，我与徐南屏和王连生还交换着两个农场“步调不一致”的原因，大家谁也猜不出来。不猜了，到时候再说吧。
当我们走过大有八队快到老“三家村”时，后面开过来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借着车前灯光，开车的人认出了我。他就把车停在我的面前，并问：“上哪呀？”
我答道：“上场部！”
他就讲：“上来吧。”
一群人就七手八脚地爬上了卡车。开车的驾驶员姓杨，是我们连一位老工人的儿子，名叫杨有权。刚从新荡过来。他也看到了大广场上灯火通明的情形，他说：“我还以为有演出呢！”车到大有的街口，他要向东去了。我们这群人，一起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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