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当前的国人恰恰戾气很重，思想与行事极端。对黄海波事件，我们最缺的往往是宽容。作者通过对中国娼妓文化、政治文化的分析，告诉我们应如何认识海波的事件及如何接纳他回归。
文/薄情郎三十立铺特约撰稿今天是黄海波收容归来之日，好事的媒体人一早就守在收容所旁，鹅一样伸直了脖子，像盼儿的寡母般，期盼第一时间看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黄海波，以便让自己拍摄的图片和创作的文章上娱乐头条。不过，着实让他们失望的是，只看到了事件女主角张馨予，却未看到海波。
扫兴的媒体人给经纪公司打电话，给海波的亲友打电话，希求从他们那里挖出蛛丝马迹来。经过一番“苦心经营”，他们终于得到了“海波确实出来了”的确凿证据，九分满意地将自己的文章铺满网络媒体。
媒体如看客，当你好的时候，他们蜂拥在你的身边，太监伺候老佛爷一般的，弯腰屈膝，以从你身上获得一点新闻点而沾沾自喜，为头条新闻而不辞辛劳地守候在一旁；当你不好的时候，他们马上变成了道德的标尺，传统的卫道士，尽显嘲讽、谩骂之能事。
半年后的今天，经历了全民起底郭美美，经历了广电总局“出轨”明星不算有劣迹的风波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黄海波事件，或许会有些新的解读和视角。
嫖妓本就是人权自古就有谈到性交易问题，笔者确实有点发言权。去年，在中国，扫黄事件如火如荼，性都东莞面临巨大浩劫，而在法国，一群作家、诗人等名流联名上书要求嫖妓权。他们坦言，自己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能不嫖妓，并认为这如饮食、呼吸一样，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在这一背景下，笔者应腾讯文化主编之约，写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狎妓情结》一文，引起了较大争议。
在我所阅读的材料中，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和马道宗的《世界娼妓史》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据王书奴考证，娼妓问题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现象，而且大凡盛世，娼妓便大为盛行。更为让人吃惊的是，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间，娼妓是合法的，由政府保护，是官方经营的生意，类似于今天的中石油和中石化。
在古代中国，嫖妓或说狎妓，是官员的福利，由政府买单。官员可以把高级妓女带出去开Party，打野战，但完事了必须送回，不然皇家卫队会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甚至会丢掉官职。中国在唐宋时期，官方经营的妓院非常红火，帝王将相都是妓院的常客。根据中国人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优良传统，下层百姓当然也会效仿。
中国历史上在明朝洪武年间和清朝雍正年间曾经两次禁娼妓，但都失败了。晚晴以后，政府无力支付官员嫖妓的巨大开支，于是开启了妓院民营化的政策，如今天搞国企民营化一样，妓院都成了私人开设的场所，于是就有了北京八大胡同这样的圣地。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嫖妓之风依然盛行，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第一等御用文人郭沫若及深受我们爱戴的诗人徐志摩等，都是八大胡同的嫖客。
婚前嫖妓与婚后出轨哪个更恶心笔者不是为嫖客开脱，而是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把人与人的某些性关系梳理清楚。什么叫嫖妓，说得通俗点，完事了男方支付女方钱。如果双方自愿，完事后，男人提裤子就走，女人也乐意，这就叫情人关系，可以定义为出轨，也可以定义为一夜情等。
谈到这里，笔者不禁好奇，文章婚后出轨与黄海波婚前嫖妓，哪个更无耻？文章与姚笛上床，如果文章付钱给姚笛，或给了姚笛好处，那么这从理论上讲，是文章嫖妓，姚笛卖。如果没有支付任何金钱或好处，那就是情人关系，文章出轨。出轨也罢，嫖妓也罢，实质都是发生了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顾老婆孩子而出轨的文章，比单身的黄海波要无耻很多。
再看章子怡，今天跟撒贝宁好，明日与汪峰有一腿，如果撒贝宁或汪峰给予了她任何好处，他们从理论上也都算嫖。前段时间网上曝出一张剧组潜规则的全国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表皮转移因子胶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