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在“北京男子雷某涉嫖被抓死亡”事件的舆情应对中，官方在基础性工作上未有缺位，公安机关前后两次主动通报了案件进展、北京检方及时介入监督，昌平警方还接受《人民日报》采访回答“十问”等等。但核心舆情“痛点”——执法视频至今仍缺位，公安在多个关键疑点上“说得慢”以及“由谁来说更合适”等问题，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官方应对的效果。而在此次雷洋事件中，包括雷洋人大同窗、亲属、媒体和自媒体、网民在内的多方力量，通过网络公开信、媒体受访、跟帖评论等多种发声渠道，呼吁真相早日浮出水面。相比民间舆论场的“立场先行”和“舆论审判”，雷某事件中的主流媒体截至目前未有明显失衡的报道倾向，较之李某某强奸案时更显专业与中立。不过，继朱令案后，雷某案中再现的全民“福尔摩斯”现象背后，仍是对官方在新媒体时代平衡办案独立性与舆论知情权能力的拷问。
舆情反转了吗？目前并没有！
客观而言，目前说雷某事件出现舆情反转还为时尚早，较之徐纯合案，雷某事件中的核心舆情“痛点”——关键执法视频到目前为止仍在缺位，相对迟滞而有限的信息发布与动态释疑，也让警方应对看上去有几分“蹩脚”。这在《人民日报》“十问”昌平警方后的网络舆情中体现十足。仅就“便衣执法、未携执法记录仪”、“雷某手机有密码，警方无法解锁”以及“避孕套DNA鉴定和卖淫女口供证实给雷某‘打飞机’”这3点核心关切，就又衍生出“现场警察用手机拍摄的部分视频起码及时公布”、“‘打飞机’为何要戴避孕套”等次生质疑。
细观后不难发现，昌平警方在“十问”中的回应其实是“干货”满满，除了上述核心疑点，“执法全程无过激行为”这一说明，起码与一些本地媒体调查过程中、有目击者称“并未看到警方动手打人”相吻合；“手机位置信息删除对警方没有好处”从常识上乍看也能“站得住脚”，且前些日子FBI蜀黍也是求援以色列的“外包公司”才给暴恐分子的iPhone解锁，昌平警察虽身处首善之都，但短时间内“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性貌似也有限……
两大“硬伤”让回应效果“打折”
但遗憾的是，目前看来，两大“硬伤”影响了回应效果——其一，说得太晚。昌平警察借由主流媒体详尽释疑，且大多切中肯擎、直面核心疑点，可见官民沟通的态度和诚意，这个还是有的。但是，面对人大高材生网络公开信、家属媒体受访、全民“福尔摩斯”的轮番上阵，纵使“慎报原因”、确保破案独立性的警方顾虑无可厚非，但姗姗来迟的间接受访，还是让各方等得有些“捉急”。对于“为何第一时间没有通知家属”、“为何手机中位置记录被删”这种对案情后续还原并无全局性影响的细节，与其让它们在初期频频被推置到舆论场中央、成为“警方办案槽点重重”的“重要依据”，不如早些透过官方新媒体“打开天窗说亮话”，撇开相对生硬的官方话语体系、用带有人情味但又不失中立的语言，适度“选择性公开”——那么现在发生实质性舆情反转的可能会更大。
其二还是“谁来说”的问题。“说来说去，自查、自说自话有什么意思”——这不仅是雷某家属日前再度发声的质疑，伴随警方主动回应越来越多的疑点，盘旋在网友心头的这个问号也有放大化趋势。事实上，当前舆论监督意见较多的热点案事件中，检方快速介入监督办案，在近年来并不鲜见。从徐纯合案、天津大爆炸事故到雷某事件，事发后检方大多及时介入。但介入后“如何监督”、如何确保监督制约办案这一过程的公正性，对公共舆论而言仍是“真空地带”。这让个案中检方监督办案的第三方角色公信力受到一定拷问，套用下“行话”，此类个案中公平正义的获得感，无疑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强化公检法监督制约”司法改革的舆论认同度。
所以从第三方的角度，笔者也真诚期待，尸体鉴定这一对真相还原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前后，有无可能让除了检方在外，包括雷洋亲属、媒体、公民等在内的第三方力量适度参与调查过程，以增加结论的公信力？如果要倒推非正常死亡事件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轴，广东孙志刚过后，云南“躲猫猫”事件必然绕不过去——当年的“网民调查团”，今日看来在示范官方敞开心扉、接受社会舆论监督的意义上，也还是蛮超前的。
再多的舆论效应和社会心理，也无法取代官方还原真相的本职
都说案情决定舆情，一起原本看似简单的涉嫖案在舆论场持续上演“烧脑”剧情，是官方平衡破案独立性和公众舆论知情权的能力上需要提升，还是各方“看客”未免有些“脑洞太大”，看到“人大硕士”、“新晋父亲”的标签便又“立场先行”和“舆论审判”，抑或二者皆有之？答案不言自明。雷某事件中，观察目前的调查报道，媒体并未出现如李某某强奸案中带有明显偏袒一方式的“未审先判”倾向，但后续媒体“侦查兵”能否牵出“新案情”还真不好说——一方面有赖于“铁肩担道义”的媒体社会责任与“新媒体也要讲导向”的践行程度，另一方面，核心因素仍要看官方后续在信息公开水平、第三方力量参与和监督上的诚意与技巧。
图：目前媒体“侦查兵”仍在持续追踪雷某案真相（来源：《北京青年报》）
而雷某的家人为突然离去的生命急于四处求解，个中焦灼的心情大家都能体谅。但作为同是人大高材生的同窗好友，在官方详尽调查结论公布前也加入“舆论战”序列、事件未果便已认定同学是“受害者”，这貌似并非明智之举。信访不信法的确仍是中国基层法治生态的缩影，这毋庸置疑。不过，作为名校学生也贸然用之，难免让人在理解中略感失望。
但是，“舆论审判”、对警民关系的既定性不信任……再多的舆论效应和社会心理，也无法取代官方还原真相的本职。公开总是最简单、高效的“捷径”，很多时候可谓“零成本”。一些事件的案情可能并不复杂，官方信息发布不充分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反致舆情越来越复杂——从徐纯合到雷某事件的舆情历程中，执法公开透明度都是主导舆情复杂程度的关键成因。
对官方而言，能公开的就公开、有多元化社会力量见证更好；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的，就和公众大方说清楚，只是自己心里“门儿清”、搞“单飞”，在当下新媒体融合传播和维权意识高涨的环境里，恐怕是行不通。官方需要引导公众理解并有耐心一起等待专业、公正的事实到来；对于实在就是办不到或无法实现的，最忌讳的莫过于在N多日子后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周末凌晨，以一句没有温度的“经查无执法过错”“证据遗失”而草率收场。在此重温下《人民日报》、新华社对同为疑案的清华大学朱令案曾撂出的“狠话”，期待历史不要惊人地相似——
对逝去的生命和亲属的感受，有多少人真正在乎？
最终的最终，让我们回归至原点——雷某是否嫖娼，警方执法程序有无过失，这些舆情争议总会被新的热点取而代之。但对已经逝去的生命和悲伤的家庭，官方在检视、查清执法有无过失的同时，对至今仍关切事件走向的网民来说，或许也该意识到，对雷某和其亲属而言，他们需要的不是对“雷妻表示不在乎是否嫖娼”的冷嘲热讽，不是借机对动辄就“三要”（要自由、要人性、要嫖娼合法化）的鼓与吹，也不是对警民乃至官民关系不信任的肆意宣泄，而是简简单单四个字——就要真相。笔者真心支持一篇事后高谈阔论“嫖娼与人性”文章的网友跟评：能否好好说话，而非一出嫖娼事件就自动无限拔高、各种合法化……我们只关心雷某之死的真相。相较之下，事件尚未真相大白前，对“中产阶级安全感”的担忧倒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距离上升至普遍性的国内“中产安全焦虑”，仅以此前的和颐酒店女孩遇袭事件以及尚未盖棺定论的雷某事件为例，难免也仍显单薄。
最后来一个不是彩蛋的彩蛋——从河南警察抓嫖遭电击牺牲到雷某涉嫖事件，近期扫黄类涉警舆情近期有增多态势。与之相随的，是一如黄海波嫖娼事件中嫖娼者与警察“黑白颠倒”的网络形象。翻看网评，警民关系中的不信任情绪，对地方公安“抓嫖创收”和“钓鱼执法”的不满，以及对“性交易合法化”的跟风支持并不少见。请允许笔者再度提醒执法蜀黍们，过度“钓鱼执法”和泄漏当事人隐私、执法程序不公和缺乏透明度，这些在扫黄行动中都很容易惹事儿哒！
（本公号舆情分析师：琅琊小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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