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响水县渔村小镇的陈家港码头，登上了卡车。后来才知道，这些卡车是向当地驻军借的。又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行进了将近一个小时。车终于转了个弯，就停在有几栋砖瓦、泥垒房屋左侧的一座大仓库前。这就是我们“上山下乡”的目的地——黄海农场民生三队，到了。
这就是我们将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地方。装载着我们的卡车，稳稳地停在一座大仓库前泥土的广场上。我看见，队里有一大帮人都朝我们卡车这边走来。
一、吃第一顿饭
一位头戴呢制鸭舌帽、身穿褪色蓝卡其上衣的中年人，大步流星地迎了上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群人。他对着正在下车的我们说：“我是这个队的指导员，我叫陈怀荣。同学们一路辛苦了，我们民生三队的全体老职工、老知青欢迎你们的到来！”
说着，他带头就鼓起了掌。在他的身后，也响起了掌声一片。接着，他又说：“客气的话我现在不讲，相信大家都饿了。食堂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午饭，马上去吃饭吧。”说完，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朝着东面的第三排旧青砖房走去。
这里就是食堂。五开间的房子，隔成了三个部份。东面两间是厨房，中间两间是饭堂，西面一间是摆放杂物兼司务长的办公室。厨房里有三口大锅支在灶台上，烧火的部分是另用砖坯在房屋的东北两面另搭出来的披式建筑。
饭堂里摆着六七张高至膝盖的矮桌子，周围没有凳子。桌子上摆着四个大小不一的脸盆、菜盆，里面盛的是菜。我们是以班为单位就餐的，十一二个人，就围着这张小桌子、站着吃了起来。五天来，船上的伙食实在太差。时间已是到了下午一点钟，大家确实也饿了。
主食是白面馒头。两个一组，四四方方的，听说有四两重。我记得菜是白菜猪肉片，海带烧粉丝，另外一个好像是红烧萝卜。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面拖小黄鱼和带鱼，大概是这个桌子上最高档的一道菜。我们来到的农场，既然名字叫作是“黄海农场”，应该就在黄海边，至少不应该离海太远。
“为什么没有新鲜的海鱼吃呢？”有人提出了疑问。
“大约是来不及去抓吧！”有人答道。
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以直线距离计算，我们农场北边，离海最近的距离，至少有六十公里。有的人在黄海农场呆了十年，甚至都没有见到过黄海是个什么样子。在农场，我离黄海最近的一次，是与“四类分子”钱士丰到盐场去挑盐卤，为了队里做豆腐用的。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些女生跑来看我们。一问才知道，她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到了。午饭吃到一半的时候，马车拉的我们的行李也到了大仓库前的场上，大家又忙着去认领自己的行李。
我们的宿舍就是这座大仓库。大仓库共有八间，东边的四间被隔了出来，就成为了我们的宿舍。宿舍里没有床，除南大门之外，靠墙的四周底下垫的是稻草，上面铺了芦苇织成的席，这就是我们的床。
七十几个人搬进去后，每人约有七十公分的宽度。我是在北大荒住宿舍大通铺惯了的，面对这样的安排不觉得奇怪。与我同住的、这些苏州来的伙伴们，面对这样的住宿条件，感到惊奇极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睡觉的。总算宿舍中央用土坯塔起了一块木板，可以让大家摆放脸盆、洗漱杯之类。以班为单位安顿好自己的住处之后，我与几个同伴一起，顺着三队的路，慢慢地走了一圈。
二、初知农场事
这个队四面环水。队前有三个池塘，池塘之间有水泥涵管通联。队的朝南面有两条土路，通往前面的大路。整个队呈曲字型，靠队路由南向北有三排至四排的房屋。有砖建瓦屋和草房两种。在大仓库东面的那条路往后走，就可以走到牛棚和猪圈。
在牛棚的前面，就是一条人工河。在牛棚的东面，就是养猪场。猪圈的南面，是一栋煮饲料的青砖房。在猪圈的北面，还有饲养鸡鸭鹅的笼舍。看样子，这个布局，就是要把人的生活区与饲养牲畜区分隔开，相当合理。听说：队的西面，还有一座相当规模的果园呢。
通过后来的了解，我才知道：黄海农场成立于年，原来也是一座劳改农场。听说是在年或更早一些时间，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犯人集体暴动。据说：当时犯人们预谋在陈家港动手，准备抢船出海。等这次暴动事件平息以后，才改变成国营农场的。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内地的洪泽湖农场与沿海的黄海农场进行了对调。
黄海农场的犯人，全部徙往洪泽湖农场;洪泽湖农场的农工、知青们，集体迁入黄海农场。我的表姐慧芳，就是年的苏州下乡知识青年。当时到的就是洪泽湖农场，年随迁至黄海农场。
我们被批准下乡的时候，就听表舅说过:芳姐姐在黄海农场的民生八队。这一下好了，我和二弟与芳姐姐同在一个分场。见面的机会肯定会有的，我们还捎来了表舅、表舅母的口信呢！
黄海农场地处盐城地区最北面的响水县，位于在中山河的西边。它东至头罾，西到南河，北靠陈家港。共有五个分场，分别是大有、东直、民生、新荡与潮河，号称是江苏省第二大农场。南面就是大有，场部就设在大有镇西北。
除了大有分场八队前至二队之间有块地归康庄公社外，地形非常规整。从中山河由东向西至新荡，每个队的距离，基本上是长宽四华里，前后相同。所以，每个队所耕种管理的土地，就是前后左右的四华里，也就是十六平方华里左右。
我们所在的黄海农场，是中华民族版图中最年轻的土地之一。它是依靠黄河水流作用，冲刷下来的泥土淤积形成的。所谓的冲积平原，讲的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这块地过去黄河曾经的入海口，就在我们这一带。黄河的一条故道，就在中山河的东面。还有一座“玉龙桥”，就架设在黄河故道上。历史上黄河经常改道，最近的一次改道，是抗日战争中人为的“花园口”炸堤事件。
据说，在黄海农场建场之初，规划是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可以想象得出:在没有大型机械、机具的情况下，在这样一片广袤的盐碱荒滩上，用铁锨铁铲，靠人抬肩扛，挖河开渠，开垦出这样的数万亩土地，那是何等地艰辛、何等地困苦的事啊！
姑且不说这些劳作的人是否情愿、是否被迫？仅凭这些被开垦出来、这么多数量的土地，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在这盐碱滩涂上，如果确实是犯人所为，那仍然应该是一曲了不起的“囚垦”壮歌！
如今的囚徒们已经走了，场里的老工人和我们知青接替了他们的事业。虽然会很艰苦，即是再艰苦，也苦不过当年的这些犯人。我虽然心里在这样想，但也不会把我的想法说出来的。
一个下午的时间，基本上都被我在队里这样的闲逛消耗了，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走进食堂一看，中午用的矮桌子、碗筷都没有了。因为是向其他老工人家借的，他们也要吃饭用的，所以就搬回去了。
好歹我们的行李也到了，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餐具筷勺。一个食堂，突然增添了一百三四十口人吃饭，其实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在北大荒时，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因此是心有体会的。
我记得:当时的炊事班长是泗洪老工人张苗楼；炊事员有泗洪人邱维俊、年下乡的淮安知青任宗财、陈永年。还有些妇女，名字就记不得了。年下乡的南京知青石兆庆，是这个食堂的司务长。
三、女生夜哭声
中午的面拖黄鱼和带鱼已经没有了，晚饭是排队领取的。每人四两一对的馒头，肉片白菜、海带粉条各半勺，还可以打到一份汤。对于我来说，与北大荒的苞米面窝头、大饼子相比，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对吃惯了大米饭的苏州知青来说，他们却面临着生活习惯的巨大改变。至少在未发饭菜票的三天里，队南面的三个鱼塘中，白花花的馒头飘满了水面。让队里的老工人们，心痛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队里没有通电。吃过晚饭后不久，趁天还没黑的时候，有人在三三两两地散步，仿佛对初到的三队仍充满着好奇心。当作宿舍的大仓库里，点着一盏悬挂的马灯。仓库前的大场上，摆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点亮的马灯。桌子后面有两条长板凳。
刚才吃饭的时候已经通知过：要开欢迎苏州新知青的大会。饭已经吃过了，我没有走开，那就等吧。大场上有一些吃过饭的老工人、老知青已经来了，还有些小孩子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我们苏州来的新知青分成四个排，进入到大场中，大家显得有些拘谨。
三队指导员陈怀荣，是我们认识的人，他来到到桌子前面。另一个头戴黑线帽、半敞灰棉袄的，那是中午到陈家港去接我们的人，他就是本队队长路道常。另外还有副队长裴有能、队里统计沈光辉等几个人，也到了桌子的前面。
一番介绍之后，他们轮流发表了欢迎致词。其中副队长裴有能的讲话，还是颇能打动我的。他没有讲什么革命的道理，只说了：“今后，这里的贫下中农就是你们的父母亲；这个民生三队，就是你们以后生活的家了。”
在这次欢迎大会上，记得好像还有一部分文艺演出，至于演出的内容，我就记不得了。关于参加演出的人，我只记得有个小伙子，小名叫“小缆子”的人。他是民生分场机耕队的学员，名叫尹存惠。
欢迎词和演出结束之后，又宣布了队里的一个决定，除了苏州知青原有的排长作为副排长之外，男生中另指派高春尧为一排排长，路道全为二排排长，女生中指派史历中为一排排长，另一人是谁，我有点忘记了，大概是年下乡的南京知青薛琳。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苏州宣布下乡名单时，同时宣布任命了班排长名单。男生任命的三名排长，分别是张勇伟、侯荣根、袁守祥；女生任命的两名排长，她们是冯先韵、胡春囡。
这个任命名单公布后，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愤不平。他们认为：万汝藩在我们街道的“上山下乡”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连个班排长都没当上，这件事对他是不公平的。我对他们的好意，表示了感谢和理解。
但是我没有办法对他们解释原因，这就是：我的家庭出身问题。我本来就是一个“四类分子的狗崽子”，怎么可能成为知识青年的班长或排长呢。或许，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还要假以时日的考验呢！
欢迎会开过之后，正在我准备洗脸洗脚，打算睡觉的时候，住在西面大谷场后的女生宿舍里，传来了阵阵的哭泣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我和一些男生摸着黑，向那边跑去。
女生宿舍是两排带披的青砖房。她们的居住条件，比男生稍微好些。她们是昨天晚上到达的，算起来今晚是第二夜。初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不习惯的，她们想家了。一人哭声起来，大家放声齐哭，这样的声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有许多老工人、老知青也来到了这里，陈指导员、路队长等人也来了。但面对这种情形，大家都显得束手无策。我去找了几名男生商议了一下，并向大家提了个建议：以居委会为单位，各居委会的男生，去劝各居委会的女生。一个居委会的，总好说话些。
这个办法果然奏了效。从这个晚上起的三五天之后，女生的哭声渐渐地少些了、轻些了。我们到达民生三队的时间，是三月二十九日。这天晚上，实际上谁都没有睡好。
除了女生在宿舍的哭声，男生中也有一些想家哭泣的人。大家除了要劝慰女生，还要负责劝慰这些男生。其中哭得最厉害的男生，是谢明龙。在船上时，到队里后，他是哭得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四、少了两个人
被安排在民生三队的知青，是苏州市红旗区遵义路街道的社会青年。一共名，其中男生是74名，女生是63名。第二天一早，在清点人数时，却出现了问题：少了两名男生。反复核实之后，依然是缺少两名。
有人说:“会不会去探亲访友，没回来？”也有人说:“该不会溜回苏州去了吧！”这件事引起的震动是不小的。街道上的社会青年，不好比学校的知识青年。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都是较为差劲的。
学校的知识青年同校同班级，朝夕相处多少年，一看就知道缺了谁，或少了谁。街道的社会青年，除了比较要好或居委会安排的学习，平常是很少见面或聚在一起的。因此，也查不清缺了谁。
队里通过上报核查之后，证实确实有两名知青没有来到农场。至于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谁也不知道了。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就把这件事忘记了。重新提到这两个人，是纪念下乡三十周年的时候。
其实，这两个人，一个是道前居委会的的社会青年，名叫王运祥;另一个是幽兰巷居委会的社会青年，名叫周传良。尽管耶稣堂墙上公布了他俩的名字，但他们却没有迁户口，也没有上船。尽管我煞费苦心地查询，依旧没有找到这两个人。时间又过去了十年。
直到在北京工作的我队知青陶镐回苏州探亲，这谜底才算揭开了。因为王运祥与陶镐、黄瑰琛、胡国良、候荣根和张也青等人，都是相熟悉而且要好的朋友。王运祥没有下乡的理由是：
王运祥的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是“二野”18军的战士。五十年代中，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开往西藏，途中意外与部队走散、失联。西藏南面是印度。此事之后，有人说:“是否有投敌叛国的可能？”这件事一拖又是十几年，没有结论。
王运祥与母亲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是异常清苦的。在这次“上山下乡”运动中，王运祥说：“如果我下乡了，留下妈妈一个人，怎么办呢？”这就是王运祥拒绝下乡的理由。
王运祥留在城市的生活，并不好过，首先是没有工作。开始时，他是靠给街道办事处义务打零工、临时工，慢慢走上工作岗位的。在他与母亲不断地申诉中，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他的父亲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苏州横塘的烈士陵园里才有了一席之地。
在父亲“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的情况下，母亲与王运祥内心的痛楚及生活上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王运祥为人聪慧机敏，后来也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岗位。在不断的自学中，文化程度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他的文采也不错，后来与作者还成为诗词唱和的文友呢！在这里作者简录了下乡四十周年时的几首唱和诗，也算个纪念吧。这一天，“正值下乡四十周年之际，候荣根自靖江、陶镐自北京回苏。并昔友王运祥等受黄瑰琛、谢彩玲夫妇邀请，欢聚一堂。席间多有酬唱，后和答陶镐、王运祥各诗一首。”这就是我为这次聚会写的《小序》。
王运祥《和陶镐》：“少年无暇未忘怀，谈故论今有时间；一朝登船黄海去，从此难得聚拢来；以往拼搏奔东西，友情思绪总相牵；今日聚首已花甲，笑对人生享清闲。”
万汝藩《原韵和陶镐场友》：“舟向黄海波程间，小桥夜月论无间。乍聚乍散当年事，同谊同理今日还。世事难料弄小民，舆情体察做好官。最是人生怅难忘，兄弟携手无篱藩。”
万汝藩《古风·答王运祥君》：“未能一舟行，已列名单中。信属人生缘，岂谓命运空。离别四十载，南柯几许梦。少年存挚谊,花甲欣重逢。经历虽差异，时序恰相同。荣辱等闲看，窘困犹从容。富贵无追求，忧患立志雄。勇立潮头者，应有大心胸。”
至于另一个拒绝下乡的周传良，听说岁数比我们要大些，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无法听到他不肯下乡的理由，也不能就此作出自己的主观臆断。他家原来住在牛车弄里，后来已经搬走了。唯有祝愿他的生活、生存经历，能够好一些，顺一些。
五、探望芳姐姐
三月三十一日，是星期一。我和二弟一起到民生八队，去探望芳姐姐。如果按直线距离算，只有八里路，中间隔了个民生六队。但在三队与六队之间，六队与八队之间，都有一条排灌河，上面没有桥。
我俩只能向西走到三队与二队之间，有一条路向北。经过民生五队和七队，折向东走，就可以到民生八队了。这样一来，我们需要多走将近八里路。
我俩到达民生八队的时候，大约是上午十点钟。见到我俩的到来，芳姐姐十分开心，芳姐姐比我大两岁。她告诉我们:凤姐姐这次也到黄海农场来了，被分配在新荡二队。前两天，她刚刚来过。
凤姐姐，名叫吴金凤，她比我大一岁。她的妈妈与芳姐姐的妈妈，是嫡亲姊妹。芳姐姐的妈妈，我们喊“舅母”;凤姐姐的妈妈，我们喊“二姨娘”。
在五十年代前中期的时候，我们都住在传芳巷二号的“苏州市东义小学校”里。小时候，我们都是在一起的玩伴。以后各为生计，有很多年没见面了。想不到十五、六年后，我们又在黄海农场聚齐了。真是：“白云苍狗，世事难料”啊！
芳姐姐，是舅舅家里最小的女儿。记得在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她是非常“卡强”的。这次看到她，我心目中的印象完全变了。她变得轻声慢语、做事小心翼翼，完全改变了我小时候的记忆。
或许，这就是下乡的岁月，改变了她的脾气吧。从她告诉我的情况里知道：民生八队还没有新知青到来。怪不得队里冷冷清清，寥寥几栋房屋，比民生三队的规模小多了。
听说她队里北面的土地还荒芜着，没有耕种，大家也不肯去。因为当年暴动犯人的遗骨，还裸露在地里呢！我俩在芳姐姐处吃了顿午饭，并把舅舅、舅母关照她的话转告后，就告辞了。
在八队，我还认识了与芳姐姐住在一个宿舍的谢彩蓉，她是我们队谢菊菊的妹妹。还有苏州老知青郁际文、吴隽等人。他们都是年到洪泽湖农场的苏州知识青年，到农场已经有六年了。
一连三天，都是放假，大家都在走亲访友。看样子，像我们与芳姐姐、凤姐姐这样的情况，还多着呢！在离开民生八队的时候，我打算：抽空还要去看看凤姐姐。
等到下个星期休息的日子，我真有了去看望凤姐姐的时间。我步行十六里，来到了新荡二队。也是在一座大仓库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凤姐姐。与小时的印象相比，我已经比她高出了一个头还多。
而且，她在显得那么娇小的同时，身体还是那么瘦弱。离别那么多年了，我们谈得很开心。儿时的一幕幕往事，也成为我们谈话的内容。因为现在都是相同的命运，我们感到更谈得来了些。
凤姐姐是在苏州阊门街道下乡的知青，与她住在一起的，就是同时下乡一个街道的知青。我看到，与我队的女知青相比，她们都显得很活泼、开朗，甚至有些顽皮。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经又到过新荡二队一次。那一次，因为肚子饿的原因，我竟然吃了她一斤米饭、一小盆红烧肉，外加一大茶杯的蔬菜。不久以后，她也被调到兵团的三师某团去了。
就是在我第一次探望凤姐姐的这天，苏州“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的慰问团，也来到了我们黄海农场民生三队。他们给留在队里的女知青拍了一张照片，三十年以后，我还见到了这张被蒋仁安、卫虎根夫妇保存、并留了下来的照片。
六、雨夜批判会
三天的放假，很快就过去了。就在第三天吃过饭后的晚上，队里通知：要开批判会。那天的天气不好，天空下着沥沥小雨。批判会的会场，就放在我们住的仓库大宿舍里进行。
我们只得把被褥卷起，堆放在一边。老工人和男女新老知青都在一边，席地而坐。除了那盏吊着的马灯之外，前面的桌子上又多了盏点亮马灯。陈指导员宣布了：“批判大会，现在开始”之后，路队长把手一挥，高喊了声：“带上来！”
就看见有两人架住一个、被反翦双手的人，押了上来。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徐恒英、顾洪贵、钱士丰，泗洪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任松坤，淮安知青；现行反革命分子缪文辉，苏州知青；打架斗殴坏分子王道珠，南京知青。
在一遍遍“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叫喊声之后，有人站起身来、走上前去，对他们进行了批判和“声讨”。至于讲了些什么，因为人声噪杂，我一句也没有能够听清，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行”。就是这样，在一个个轮流上台发言之后，前后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吧，这场批判会才算结束了。
即使在“文革”大动乱的社会上，除了年底到年初的这一段时期，这样的批判、批斗会较为常见。等到年的时候，在社会组织里，已经没有召开过这样的批判、批斗会了。我弄不清要开这样一种会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也不敢多说、多问些什么。
但是，这场批判会，还是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震撼、印记和阴影。因为我就是个“反革命分子”家庭出身的人，是个需要“夹紧尾巴做人”的人。不要看我表面上一直是平和、镇定与从容的，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是长期处于紧张、脆弱和不安之中。
就是这种状态，陪伴了我三十多年的时光。直到年的冬天，我父亲被苏州市平江区人民法院宣告“无罪”时止。这样的做人，养成了我坚韧、坚定、坚强的个性。能够使我在追求人生光明的道路上、在做好各种本职工作中，从不偏执与狂傲，总是以不屈不挠、顽强而执着的精神，而且永远不会放弃自己人生的理想、行为与信念。
七、去做“牛屎饼”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们要参加劳动了。在老工人、老知青排长的带领下，我们第一场的劳动是做牛屎饼。男生在路排长的指挥下，到牛棚去挑牛粪和粗杂草，并把它们绞拌均匀起来。女生们负责做饼，把分成小堆的草牛屎，摊平压实，并让它在太阳底下晒干。
当时，大概苏北的烧草非常困难。晒干了的牛屎饼，是可以作为烧柴，用着烧锅做饭的。在这些苏州知青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认为：牛粪烧出来的饭，可以吃吗？但我知道：在内蒙古、西藏或者大西北地区，牛粪确实就是一种燃料。
我看到，在大谷场上，这些女生姑娘们，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拿根棍子，在牛粪上戳戳捣捣。努力想把牛粪摊平，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看到老工人的“姊妹团”[注1]用手拍拍打打，已经摊好一大片。
女生们这才丢掉了棍子，先用手指、后用手掌拍了起来。其实，牛粪并不是很臭、很脏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也许真是民生三队领导们，特意安排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第一堂课吧。
两天之后，牛屎饼晒干了。正要准备收的时候，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这些女生姑娘们，抱起一摞摞牛屎饼，就往牛棚那边跑，生怕牛屎饼被雨淋湿了。她们也知道了：这是她们的劳动成果呀！这时的女生姑娘们，已经不怕牛粪弄脏自己的衣裳了。
接下来，是吃“忆苦”饭。先是请了一位“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老大爷，给新知青们上了一堂忆苦思甜课。当然，这样的“课”，也有不成功之处。这位老大爷居然说了：“解放前受地主压迫，千苦万苦，都没有六O年受自然灾害的苦”。
这样的话一出，当然使得所有的知识青年愕然了。主持人只好打了个“哈哈”，就匆匆散会了。然后让队里有家的老工人、老知青每家领三四个人回去，做一顿“忆苦饭”给新知青吃。
这一天，食堂不开伙，只有贫下中农的“忆苦饭”可吃。带我回家吃“忆苦饭”的，是家住本队果园的是淮安知青亢恝。他与妻子班秀珍，都是年下乡、来到农场的。
我记得：他家的“忆苦饭”，是玉米糊加青菜和胡萝卜。我从小吃苦，又在北大荒历练多年，什么样的事都经历过。因此对这样的“忆苦饭”，吃得还是很香，并且吃饱了。
这一顿饭，也奠定了我与亢恝和他家人的友谊，我们成了朋友。等吃完这顿饭回来，宿舍其他的人都叫苦不迭。他们吃到的东西，除了我吃到的，他们还吃到了豆腐渣、烂菜皮、老菜根。据说，有人还吃了掺有木头锯下的木屑。
在此期间，二弟的工作有了变化，他从排里被抽了出来，调到饲养班去喂牛了。曹双喜、罗建华调去养猪，黄瑞祥被调到队东南面的小屋里去“看青”了，他那里有口锅。这一天，他看见食堂里有成堆的南瓜，就跟我讲：“能不能弄个南瓜来？”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呀，我去拿。”我来到食堂，正好碰到张苗楼师傅，就讲了我想要的东西。张师傅说：“要啊？自己去拿。”我向他道谢后，就挑了一只自认为好的南瓜，离开了食堂。
八、再开“东方红”
我来到队南面的小河边，看见一台东方红-54拖拉机有两个人正在发动。我对师傅说：“我能不能搭你的车，到地南头去？”师傅看了看我，知道我是新来的知青。以为我没见过、坐过拖拉机，想坐坐尝个鲜呢。他说：“可以呀！你等一会吧。”
我抱着南瓜，在旁边等着。这天，天气还很凉。早晨的地上，还有一层厚厚的霜。不用说，露天停了一夜的车，也是凉的了。这两个人把绳子一圈圈绕到启动机盘上，一遍遍拉着。
两人轮流拉了许多遍，都累得冒汗了，车辆就是发动不起来。我在旁边看着，也替他们着急。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拍了拍师傅的肩头。对他说：“可不可以让我来试一下？”
师傅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把启动绳交到了我手里。我在地下捡了块农药包装的小片牛皮纸，打开了磁电器盒盖，将里面的白金间隙稍稍擦拭了一下，这就是他俩发动不着的毛病所在。我盘上绳子，使劲一拽，拖拉机“突突”地发动起来了。
在上车时候，我本来想就坐在工具箱上，被师傅阻止了。他让徒弟坐在工具箱上，而让我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在车往南开的时候，师傅问我：“听说，民生三队有个知青，是从黑龙江省友谊农场来的，会开拖拉机。讲的就是你吧？”
我知道，他一定是听陆钊保说的。在苏州等待下乡的时候，我与他聊得也是非常投机。我会开拖拉机，却不是友谊农场来的。我向他作了解释，他说：“那就不管啦！你会开拖拉机，是真的就行。”车到了南头，我把南瓜交给了黄瑞祥。又回到地头，等待坐车回队里。
拖拉机来了，我又坐上了车。在往北开的时候，师傅问：“有多长时间没开车了，是不是手痒了？来试试！”我说：“从时间上来讲，倒是有四个多月，没有碰过车了。试试就试试。”
他和我调换了位置，我把车开到了地北头。我刚要下车，师傅对我说：“我要到队里喝碗水，你就帮我开一会儿。”我说：“我还要去队里，参加劳动呢！”他说：“没事的。我去对老陈、老路说一声，你就安心地开车吧！”
来接班的其他师傅们，看见我在开车的样子，也不上车了。他们把整个拖拉机的支配权，都交给了我。就这样，我一个人整整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把这两块、约一百多亩的地，连耕带耙的任务全部完成了。而且我还没觉得很累，也许我有太长时间没开过车了。
听说我在开拖拉机，队里有的苏州知青丢下手边的活，都不干了。男生和女生都涌到了地北头，等待我开机车到来。他们也想要乘乘我驾驶的这样的拖拉机，看看我是怎样开动和操作拖拉机的。
那位徒弟一看这样的情形，也乘机下了车，休息去了。我带着这些知青们，往返耕耘在这两块地上。也让我的这些同乡知青们，知道了拖拉机是怎么作业的。在黄海农场，关于我与机耕队和拖拉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等在下面一个章节里，我还会再写的。
九、有个“老千岁”
知青们在队里的学习和劳动逐渐进入了正常。他们与其他老工人、老知青，实行了同样的作息时间。当时，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是必须进行的。早上起床后，马上就要集合排队。
在祝福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后，就背诵毛主席语录：“老三段”[注2]，跳上一段“忠字舞”，然后再去出早工，时间约一小时。
早工结束回来吃早饭，饭后就是上午的工作。中午休息是随季节、忙闲而定的。我们来时正是春播前夕，不是很忙，中午约可休息一个半小时。下午的工作继续，约到五、六点钟下班。
晚饭后，就是“晚汇报”的时间。除了不跳“忠字舞”、还要把早上的仪式再进行一遍，还要学习开会。并要把每人一天的行动，进行总结分析，找出优点缺点，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这一切都不排除走过场、搞形式的痕迹。
老工人正忙着盖房子。因为在夏收之前，必须把知青住的仓库腾出来，以备夏粮入库。我所在二排四班，排长路道全，是路队长的亲弟弟，他一直带着我们劳动。
昨天安排修沟渠的工作停了下来，今天是去盖房子。我们的工作，就是帮着老工人和泥、递草。我们建的是土垒草顶房，前后两栋，就在仓库西的大谷场北女生宿舍后面。
我们农场的老工人籍贯，基本上是以泗洪人为主，睢宁、泗阳为次。他们的劳作方法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就以建土草房来说，与我以前见到的都不一样。这也许就是：一方环境造就一方人，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吧。我想。
小时候，我在皖南山村见到的盖房子。除了地基之外，将筛选好的黄土或红土稍湿后，倒入木夹板制成模具内。再用铁或木杵夯遍、夯严、夯实。加高一层，等几天后，再进行加高。条件好些的、要求高些的建筑，还会在土里掺上一些白石灰，使墙体更有粘合性。这种建筑模式，就叫做“干打垒”。
到北大荒之后，我又看到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晾干的秋收茅草，放到泥浆里去裹泡。等泥浆浸透了茅草，再像编辫子一样，层层叠叠往高处垒。东北人称这是：“拉合辫”。
泗洪老工人建房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把拌好的草泥，在地基上垒起一个长条。然后用二齿杈慢慢地切，细细地修，直到宽窄合适的程度。其它工技的操作，与“干打垒”、“拉合辫”基本相同。但是，这样的泥草垒屋，泗洪老工人没有告诉我它的建筑名称。
在建这两栋房子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人。直到房梁架好，开始苫草的时候，就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他在屋顶上，要求递草、打开、铺平、层层叠压。他那一付有条不紊的样子，就像位号令严明的指挥员。到如今快有五十年过去了，他骑在屋脊上劳作的样子，依然映印在我的面前、镌刻在我的心头。
他的名字我不知道，因为那时没有听人称呼过他的名字，大家都喊他：“老千岁”。“老千岁”，当时就有八、九十岁了。他古铜色的面庞，身材并不高大，头发与胡须都是雪白雪白的。
他平时用绳扣在颈部、一顶苇编的斗笠背在背上。走起路来，就有一副道骨仙风的样子。他一口牙齿还相当完整，思路清晰。与人说起话来，耳不聋、眼不花，声音清楚、洪亮。
当时，农场还没有实行退休的制度。“老千岁”唯一的儿子，身体还不太好。他还要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他的孙子颜怀学，岁数比我大好几岁。
我称颜怀学为“大哥”，因为后来我俩成为一个班的战士。我与颜怀学一家的友谊，保持了几十年。返城后第一次到农场探望，我还是在他家里吃的饭。老友相逢，另有一番情形了。
十、知青“新松”情
民生三队有一只广播喇叭。我记得，每天早晨六点开始广播，时间至八点，两小时。晚上六点至九点，三小时。这是黄海农场的广播站，通往各分场、大队播音播送。广播里除了新闻、文艺等节目外，还有半个小时的农场实况新闻的报道。
听了农场新闻的报道后，我觉得这样的稿子，我也能写。经过两个白天的构思，利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就把苏州知青来到民生三队之后，经历的批判会、忆苦饭、做牛屎饼、挖沟修渠等过程，写了一篇七八百字的稿子。
我为这篇稿子，写的题目是《阳光雨露育青松》。誊写清楚之后，我把稿子交给了陈指导员和路队长。他们看了非常开心，指导员陈怀荣说：“谁说社会青年不识字？社会青年中可也是藏龙卧虎的呢！”
原来，苏州知青到黄海农场的事，早就决定好的：学校的学生，安排在大有分场。街道的社青，安排在民生、东直分场一线。为了这件事，队里与场部没有少起争执。我写的这篇稿子，恰好证明了：“社会青年”里，也不全是“文盲”。
路队长找来了队里最有文化的吴老师，让他看看我的稿子。过去，队里所有的稿子，都是吴老师帮助写的。这位吴老师非常认真地，把我的稿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略微思索后，吴老师对我说：“我想为你改个字，你看可以吗？”“什么字？”我问。吴老师说：“标题和内容都很好。我想劝你将‘青松’改为‘新松’，这就更好了！”
吴老师的一席话，让我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他的一字之改，文章、文意确可生辉。我立刻掏出钢笔，把这个字改掉了。吴老师，名叫吴煜凡，原来是黄海农场农校的文科老师。“文革”开始了，农校停课、停办了，他被分配到民生三队来参加生产劳动。队里的领导，对吴老师是非常尊重的。
陈指导员和路队长，也听到了吴老师与我讨论。立即就派专人把我写的这篇稿子，送到场广播站去了。不久之后，我也读到、听到了吴老师撰写的、关于苏州女知青的一篇文章，我记得的题目是：《六十三颗红心向太阳》。这篇文章，也是由场广播站播出的。
当天晚上，我和队里的人，就听到到这篇《阳光雨露育新松》的播出。只是撰稿人变成了：“民生三队通讯报道组”。那个时候，一切虽是个人做的，都是以集体名义进行的，我也能够理解。既无“著作权”、“署名权”，因此更不会有稿酬之类可言的。
第二天早上，队里例外地没有出早工。陈指导员和路队长把全队人员集中起来，面对着广播喇叭，集体又听了一遍重播。这次我的稿件播出是年4月5日或6日的事，写的也是苏州知青到达黄海农场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的事。
这是我来到黄海农场后，写出的第一篇通讯报道文章。至此，我与农场的通讯报道工作结了缘。包括和后来的兵团、大有农场在内，在十年的时间里，包括杂文、评论、诗词、歌曲等在内，我共计写成、并投了各类稿件篇，全部被采用了。
（下篇《黄海岁月（连载4）梦想发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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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姊妹团”——据说是黄海农场在“文革”时期，成立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其中尚根据年龄分老“姊妹团”和小“姊妹团”。
[注2]“老三段”——指“文革”时间必须背诵的三段毛主席语录。第一段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段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第三段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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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岁月（连载1）“社会青年”下乡记
黄海岁月（连载2）今舟驰向黄海去
万汝藩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