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兵团已经撤销，恢复了农垦编制。当时我们农场的名字叫“大有农场”。
冬天已经到了，棉花摘完，棉花杆已经拔完。
11月21日一早，张也青来归还墨水瓶。并拿了三封已贴好邮票的信，让我到民生邮电所帮他寄了。不知因为什么事，这天我没有到邮电所去。他的三封信，就搁在我取信装报纸的书包里了。
晚上九点多钟，和张也青住一个宿舍里的陈龙明向指导员蔡双林报告：“张也青不见了。”蔡双林一听，急了起来。立即命令，大家去找。开始是知青在连队找，后来连老工人也动员起来了。
找到夜里11点钟模样，依然没有张也青的踪影。我突然想起，张也青在我处还有三封没有寄出的信。蔡指导员命令我：赶快拿来。我就把信交给了他。这些信交出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
只是听蔡指导员说：“是‘绝命书’。”
一、相识在农场
张也青，原名张雅青。因为在苏州话中，“雅”与“也”是同音。笔划也少，他就用了“也”字了。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张也青是比较活泼的一位。听说他的二胡拉得不错，因为我也没有听过。
因为近视，他戴着一副眼镜（上图为张也青下乡前在苏州大公园的留影）。所以老工人和老知青们，都喊他“眼镜”。弄到后来，大家都喊他“眼镜”了，只有我一直是称呼他名字的。我没有叫人绰号的习惯，这也是对人的尊重罢了。
在遵义路街道下乡的72名男知青中，与我情况和条件最为类似的人，除了张也青，再也没有其他人可比。从个头到身形，从体质到外貌，我俩都差不多。温和、瘦弱、文气，是我们俩的共有的特征。
下乡的时候，他家住在养育巷64号。来到农场之前，我并不认识他。我与他的熟悉，完全是与陶镐的谈心开始的。因为我与陶镐谈得来，主要是大家都是从北方回来的。而我的无论是口音还是生活习惯，与北方的味道比较接近一些。
也青是个老“社会青年”了。从“文革”开始，他与侯荣根、黄瑰琛在一起政治学习，就成为了朋友。陶镐从北京回苏州之后，与他们接近,也结成为朋友。我与陶镐谈心时，他们开始是听，后来是参与，就这样我们就亲近起来。
因为在东北生活的年头太长，我讲的苏州话是不标准的。我也想通过与他们对话，把我的苏州话再恢复过来。所以我们的接触，自然而然地增加起来。在果园池塘边的那张留影，是我们熟悉的开始。
这张照片，也是我们在十年相识中，留下的唯一纪念。他大概是中学生，但不知是否毕业？他的字显得特别花哨，钢笔毛笔都是如此，真是别具一格的。在组建通讯报道组时，他也是被推荐、选中的通讯报道员之一。
当时，他是还写过一些稿件的。但他写作的文字水平，是值得商榷的。在各排搞大批判、小评论专栏时，他写毛笔字的专长得到了发挥。他认为：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有机会练练字，也是好的。他曾经在我的日记本上，留下过不止一处的文字。
从来农场的开始，到组建兵团之后的最初几年，他的表现还是积极、向上的。他的身体和我一样单薄，但他没有病。在生产劳动中，还能够基本完成所交给他的工作量。
但刚下乡时，他的口袋里，确实有一只口琴，这是真的。开心的辰光，他会吹奏一曲。只是在当时，可以吹奏的歌曲太少了。张也青最喜欢的歌曲是《红河谷》，但也只能偷偷悄悄地吹。
后来这只口琴坏掉了，他也没有再买新的。但他仍欢喜用嘴哼哼着乐曲，以显示他的心情。你可以从他所哼的歌曲中，了解到他的情绪。他是个不会掩饰自己心情的人，也是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人。
但你得理解他的境况，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东西。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也能够把握他思想的脉络。有时候我猜出他的心思后，他还会反问我：“你怎么知道的？”
所以，张也青是一个非常率真、直接的人，说话不会转弯抹角的人。他的一切，都会写在脸上。正因为如此，我是很愿意与他相交相处的。他也把我当作他的朋友，有些事也愿意告诉我、或找我商量。
大概是年，他曾经告诉过我，他在上海的一个名叫丹青的妹妹，支边去了黑龙江的爱辉。他开始关心起黑龙江来，我向他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气候条件。
同时我还向他提了个建议，是否可以他的名义将妹妹调入江苏？兄妹在一起，方便照顾些。当时有些人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需要开些“后门”而已。也青说：“我那来这个本事？”
二、身世曲折时
张也青对于自己的家庭情况，一直讲得不多。只说自己是“小业主”出身，很少讲到自己的父亲。那时的忌讳很多，他不讲我也不会问。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我是非常懂得的。
关于他的情况，我是在他逝世许多年之后，为了他儿子的一个继承、析产“官司”才知道的。张也青是他父母“因结婚多年，不育而收养的。”他被收养之后，父母又生养了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应该说这样一个七口之家，是幸福而祥和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用在张也青的家庭中，也是极为恰当的。大约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父亲“小业主”的身份，受到牵连。被判有罪，押往安徽合肥劳动改造。
父亲刑满释放后，被留厂就业。家人从此天涯一方，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张也青的母亲，带着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在上海生活。张也青和一个弟弟，随“好婆”在苏州生活。
在这样的家庭生活格局中，其实也为张也青逝世后产生的“继承、析产”纠纷，埋下了伏笔。我认为：这里面除了人性的自私与丑陋，还有着重要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原因。
直至年的下乡四年间，张也青仍是一个很阳光、有朝气的人。他所爱唱的歌曲中，还有一首是《哎哟，妈妈》。他哼唱的这些歌，都是些外国歌曲。
连队里知道和懂得这些歌曲意涵的人并不多，他基本也不担心有人举报。因为他的歌，只在会朋友们的耳边回响。与张也青要好的朋友陶镐、侯荣根、黄瑰琛陆续离开十一连之后，与他相交往、可以直说活的人，只剩下我了。
也就是这一年，张也青结婚了。他娶的妻子，是他姨妈家的女儿。姨表结亲，当时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实际上，他是养子。在血源上，也没有关系。探亲回来之后，他一身毕挺的呢子中山装，据说就是他夫人亲手缝制的。
这时张也青的脸上，漾溢的都是幸福的表情。他也是我们这批知青中，较早结婚的人。他告诉我：妻子是浙江温州人，目前在苏州开了个缝纫店。帮人家做衣服，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三、儿子没户口
我为他能找到这样一位妻子，而感到高兴。年12月，张也青的儿子出生于苏州。当时的政策，是孩子户口随母亲。张也青的妻子户籍在浙江农村，张也青当然是不肯将儿子的户口报到乡下去的。
这件事，一直就延误下来了。同时，给予张也青的压力，也是巨大的。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压力，但也无法帮助到他。从此，张也青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直郁郁寡欢。
只要是空闲下来，他不停地用两枚贰分的硬币夹拽着自己本来不长的胡子。这是他心情郁闷的表现，但谁也帮不了他。此时，他的口中所哼的歌曲变成了《茫茫大草原》。
他面部长了块黑色的斑，为了保证探亲假时不留痕迹，他就不住用手去剥。这样一来，皮肤的色差更大了。别人怎么劝他，他也不肯听取。即使当时听了，过后还是照剥不误。
是这种状况，一直困扰着张也青的情绪。我和其他的同乡知青，也一直做着他的思想工作。所收到的效果，可以说微乎其微。他实在是个非常固执的人。没有确切的措施，是很难说服他的。
此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尽快调回苏州。但他与我一样，是没有任何“门路”的。我也一直在劝他：“你的处境比我好得多。至少你在苏州还有住房，我没有。”
听了我这样的话，张也青只能无奈地点点头。但他心里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年，兵团已经撤销，恢复了农垦编制。当时我们农场的名字，叫“大有农场”。
冬天已经到了，棉花摘完，棉花杆已经拔完。连队要求大家，去摘或剥棉花杆上的棉桃。摘或剥棉桃，它的附加条件是不达到数量，取消探亲假。这一下，可急坏了张也青。
那时我已经成家，摘棉桃和剥棉桃都是女人的事。张也青跑来与我商量，能不能把我老婆摘剥好的棉桃让点给他？在与妻子商量之后，我告诉张也青：“你缺多少，到我家拿多少。不要在意任务，保证你按时探亲。”对此，张也青是感激不尽。
自从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被宣告结束，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话进入了拐点。一方面宣传继续，另一方面回城继续。对于没有“门路”、没有办法的人来讲，大家都在等待，党中央的最后决定。
这一天，张也青气急败坏地到连部来找我。他说：“完了，完了，真的完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让我拿出连队订的《新华日报》。指着一条新闻，对我说：“你看看。”我记得：他讲的是在华国锋主政下，召开的一次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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