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我一直在想，一个写作者，一定要做实事，才可能成就其声名。所谓的“深入生活”，终归是“客”，文字上的功夫再好，只是一种技能。好比伶牙俐齿，先得有话可说。
好几次，都想写文章了。又想，空说，没有意思，得有个实在例子才好。按说，说我也行，可我从学校出来，在吕梁山里教书，一个村子，再一个村子，一做就是十几年，能把年轻人吓着，该有个更切实的例子才好。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黄海波女士。
黄海波
这样称呼，对别人好，有名有姓，还有性别；对我来说，就怪怪的，因为我平常总是叫她小黄。70后的人，按说不小了，架不住我更不小，也就一直这么叫着，顺口，也亲切。
认识小黄，真够早的。早到什么时候？拿不准。手机上一问，答案来了：年她毕业后没几天。别的，不用问，我全知道：山东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一毕业就分配到《太原日报》编副刊。我常给《太原日报》写稿，多半副刊用，相识并来往，也就成了家常事。
那些年，兴在家里吃饭，我又喜欢跟女孩子交往。老伴知道我这个德性，也不见怪。一来二去，小黄的根底，也就知道了个大概：父母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同班同学，南方人，年毕业，分配到山西。先在下面县里做事，几年后调到省城，都在教育厅系统，一个在教研室，一个在教科所。在县上的时候，就有了三个姑娘，来省城后，个个出落得花儿一般，漂亮又略有差异，好事者分别称之为淑女、才女和美女：老大淑女，老三美女，小黄是老二，名校出来，写得一手好文章，自然就是才女了。她说这些的时候，还有几分得意，不窄的脸盘上，漾开宽宽的笑纹。在我看来，说一个女孩子是才女，并不是什么尊崇，极有可能是，既不淑也不美，只能说也还有才。我将这个意思跟她说了，且说，萝卜里头，白的叫白萝卜，黄的叫胡萝卜，青的不好叫，只好叫“心里美”。她笑笑，心里怎么个恨，看不出来，脸上还是笑意盈盈，且说韩老师的捷才，谁也比不上。
小黄怎么个有才，那些年，还真看不出来，能感觉到的，是她的大气。后来我甚至想，最终成全了她的，或许正是这种大气的品格。
小黄编副刊，又爱写文章。报社有个规定，编辑在自己编的版面上写的文章，不开稿费。她跟我女儿韩樱也是朋友，便署了我女儿的名字，于是我女儿便不时收到一笔小稿费。起初我以为，女儿不过是转一下手，积攒多了，还是要给小黄的。跟小黄说起，小黄说，用不着，给樱妹子吃个零嘴吧。
自然，她的文章，不会光在《太原日报》上发，别的报上，外省的报上，也是常发的。过了几年，出了本书，叫《小资女人》，北京的华文出版社出的。其时，我正在编《山西文学》，最见不得的，就是所谓的乡土气，还有那个什么派，自然不敢明说，打的旗号是“唯陈言之务去”。见了小黄的书，观其行文，语感甚佳，一看就是当作家的料，很是高兴。便摘了两章，在刊物上发表，同时配了我的一篇长长的评论，名曰《这就是文学，这就是作家》。
靠我这么个老蚍蜉（老匹夫），哪能撼动什么派这棵大树？过了几年，到了退休的年龄，就灰溜溜地走人。
此后多少年，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交往着，只能说彼此还记着此彼，没有高雅到“相忘于江湖”的地步。质言之便是，我过着我的清苦的书生的生活，她过着她的安逸的“小资”的生活。我们共同的朋友，有的升了官，有的发了财。我有时还会心生羡意，或者说是溢出几滴酸酸的妒意；她呢，恬淡得很，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这一点，最是让我服气。我想，这就是身世好、素质高的地方吧。
我退休后，在太原住了几年，耐不住此地高亢的文化气氛，借了陪老伴看孙子的名头，在北京赁屋住下，学了古人的“万人如海一身藏”，与小黄的交往就更淡了。只是仍不时见她有文章发表，不再是“小资女人”的腔调，平实多了，成了对少女岁月的回味。从时尚上说，是退了一步，从文章的品质上说，是升了一格。
说是在京长住，每年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还是会回太原住一两个月的。记得是年吧，听说我回来了，小黄请我吃饭，在一个公司的会所里。我去了，她正在门口等着。我上台阶的时候，还看见她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在默默地读；到了跟前打招呼，才抬起头，一脸的惊喜。我注意了一下她手里的书，是本英语会话手册。
不像往常，吃饭多是一桌子人，这次就我们两个。一坐下就说，她要去美国了。我以为是移民，她说，那岂不把东海害了？东海是他丈夫的名字，在省上某厅当着处长。说开了方知，是去美国研修一年，对方学校出资。她想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确定自己往后多少年的修为，做点彰显自己才能的事情。
这才意识到，她在门口读英语会话手册，原来是干这个的。
“嗬，立大志了！”
我这人，贱得很，什么时候，都改不了浅薄的毛病。
知道我这个毛病，她不恼，只是淡淡地说，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好的，可是受不了别人看她的眼神，觉得她是穿穿戴戴，碌碌无为。想开了，也不怨别人，四十岁的女人，是该做点正经事了。这世上，有为无为，不过是一念之差。签证已经办下来了，过一个月就走。听说我回来了，想听听我对她此行有什么好的建议。
还得说句大话，我这人，真本事没有，给人提建议，什么时候都是一套一套的。当时说了什么，全忘了，现在还能记得的，只有一条，就是选定了什么方向，关于那个方面的书，要尽量多买，带回一个集装箱，都不算多。且告诉她，我研究现代学术史上的人物，发现凡是留学回来带书多的，都成了大气候。比如李健吾，留法归来，藏书甚多，迭经损失，直到年前，社科院还在楼房外，单独给他一间平房放书。
她赴美的研修方向，事实上已经定了，就是看到这些年太原的老城区，正在一片一片的拆去，想到这是一个城市的历史正在消失中，该用一种方式，将这个城市的记忆留存下来，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后世。这是方向。赴美研修，要找的是方法，是着手处。
黄海波与肯特市历史协会主席Sandy在二手书店
一年后，研修期满，回来了。正好我又回太原避暑，这次是我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饭店的雅座，为她接风。
“来回机票不算，对方付的费用不算，我个人在美国一年，花了二十万人民币。”
一开口，先吓了我一跳。心里惊异，嘴上还能兜得住，打趣说：
“不会是全买了名牌吧！”
知道我是开玩笑，她淡然一笑，说起了在美国一年来的经历。
我听了，现在还能记住的，一次是去美国某地一个广场浏览，遇着一个老太太，恰是这个广场的设计者，于是便请老人家去喝咖啡，第二天又带了花束去府上造访。再后来，去一个旧工厂改造的艺术中心，在艺术中心的咖啡座，正好遇上这个标志性建筑的设计者，又是请喝咖啡，又是登门拜访。一宗宗，一件件，都是花钱的事儿，又都是大有教益的事儿。我听了，当即赞叹说：
“这世上，没有舍不得花钱，能成了大事的！”
她笑了，说，就知道韩老师喜欢这个调调，所以就先说了那个二十万。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具体的人名地名，过了也就忘了，现在要写这篇文章了，给小黄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