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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话前夕，中国向美帝发出强烈警告！

郭海强

在去年八月始，围绕拜登的对华政策，国内外的各路分析人士就已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毫无疑问，从特朗普时代过渡至拜登时代，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势必成为一个国际政治热点。但在去年十一月下旬写了一篇《拜登终于成了“拜登台同志”》之后，笔者就一直没有再写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文章，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中美两国之间那点事儿，几乎有如“走马灯”一般在“循环上演”。

2月25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突然命令美军对叙利亚发动空袭，轰炸目标是位于叙伊边境的伊朗民兵组织设施，造成22人死亡。拜登上任刚满一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发动对外军事打击，无疑是比特朗普还要“特朗普”。紧接着，相对沉寂了好几年的乌克兰，在进入3月后又一次蠢蠢欲动。泽连斯基政府在美国及北约的鼓动下，再度向乌东地区来一个“大兵压境”，眼看乌克兰战争即将上演更为火爆的第二季。

乌克兰国内局势图：棕色部分是克里米亚半岛（俄控），黄色部分是东乌民兵（亲俄）控制区。

上任未足百日的拜登政府，为何如此急迫地接连发起海外军事行动？还是那句老话，“地主家没余粮了”，必须赶紧“割韭菜”、“剪羊毛”来捞钱、救命！

还是2月25日，美国财政部拍卖亿美元的7年期国债，其得标利率为1.%，为今年以来最高的截标收益率；而投标倍数仅为2.04，也创出历史新低，此前六次美债拍卖的均值是2.35。这就意味着，现在已经没有外国投资者想要购买美国国债，导致美债市场出现闪崩，连带10年期收益率连续涨破1.5%和1.6%（‘美债利率上升’等同于‘美股道指大跌’），显示美债前景大为不妙。

众所周知，由于新冠疫情的恶性蔓延，拜登政府不久前刚向国会申请了1.9万亿美元的“纾困资金”。而美国的联邦债务总额目前已高达2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美国纳税人人均负债22万美元，为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早已“产业空心化”的美国，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主要的“经济造血”功能，美国政府只能依赖世界各国的投资者不断购买巨额美债，来维持美联储的“无限放水”。这种借债度日、债台高筑的日子，无疑在时时刻刻地催迫着拜登政府“赶紧捞钱”。

于是，拜登在2月25日当晚“一打叙利亚”，立马就将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1.53压至1.；在乌克兰危机再度爆发后的3月9日，美国获得了三笔合共亿美元的美债拍卖，而且3年、10年、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同步下降，意味着又有大量国际资金正在买入美债。如此一来，果然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美帝霸权又可以继续“饮鸩止渴”了。

与此同时，既然美帝急需捞钱，怎么可能会放过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将于3月18日至19日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显然，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举行的首次高官会晤，无疑又将成为另一个国际政治热点。

但问题是，美国方面在3月10日就公布了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的“亚洲之行”：16日至17日，在东京举行美日“2+2”会晤；17日至18日，在汉城进行美韩“2+2”会晤。可见此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其实只是美国高官出访日韩之后，在回国途中“顺便安排”的一次双边会晤。这究竟是美方的一个轻慢之举，还是刻意安排的一场“鸿门宴”？

原来，答案就在一则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禁航通告”里。2月26日，大连海事局发布了一个通告：2月28日至3月7日，在渤海海峡及黄海北部指定范围内执行军事任务，禁止一切船舶驶入。

近年来，我人民解放军在沿海近岸地区隔三差五就会举行各种形式的海军演习，对此人们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不料这次十分低调的海上军事行动，却爆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动作：我海军某新型核潜艇，试射了一款新型导弹。

关于此次“海上试射”如何震惊了整个西方军事界，大概跟年我国爆炸第一枚氢弹类似。法国巴黎大学政治学教授波瑞尔·丹利表示，“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水下远程核打击能力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外界的预判与分析。但是中国人在这个方面却是异常的低调。以至于外界认为，中国的（海基）核力量还停留在看家护院的程度。谁知一夜醒来，中国人却把世界远远地抛在后面”。

那个有名的半吊子军事杂志《汉和评论》认为，解放军此次试航的核潜艇，其综合技术指数超过了美国最先进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美国空军学院核力量研究专家菲普锐·斯维尔教授甚至悲观地表示，“从此美国开始彻底地陷入了无后方作战的泥潭。而部署在中国周边，用来围困中国的三道军事岛链，也在逐步地走向崩塌”。

姑勿论这些西方军事专家的说法有多少夸张的成份，至少他们是不用拿“中国威胁论”来骗取军费的五角大楼官员，即使将他们的“恐惧性描述”打个五折，亦足以让我们了解到解放军此次“海上试射”所具有的重大军事价值及其重要政治意义。换言之，正是看到我国已经真正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海基核打击力量，拜登政府不得不“主动邀请”中国政府举行“战略对话”。

既然我们以“新潜艇、新导弹”给予美国和西方一个“强烈警告”，那么我们在这次“战略对话”里，就必须采取高姿态、拿出高价码，迫使美方对我作出各种实质让步。例如，美加无条件释放孟晚舟，美国彻底解除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无理制裁，美国立即停止对我国沿海的“侵略性抵近侦察”，立即停止对我国新疆、西藏、台湾、香港事务的野蛮干涉。如果美方毫无诚意、一概拒绝，那么我们应该立即中止执行所谓“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大幅抛售美国国债，逐步减少对美“经济输血”，同时对美国驻香港领事馆采取各种制裁措施，包括驱逐各类美国特工。

面对这个已经资不抵债、外强中干的美帝霸权，中国实在没有什么“恐美畏美”的理由。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当下的这一场“中美世纪对抗”，不仅攸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还关乎全人类免于美帝霸权压迫和剥削的前途命运。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理应勇于承担起反抗霸权、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今日之中国，正如当年举全国之力进行抗美援朝那样，只有敢于公开抗击美帝霸权，才能号召那些“苦美久矣”的受压迫、受奴役国家，共同组成世界反霸统一战线，彻底打败那个企图永远奴役全人类的西方金融帝国主义霸权！

、03、16、

中国外交应加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

郭海强

自建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上引文转自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政策”表述）。

显而易见，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贯穿着公平正义的内涵。“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和条件均体现为公平正义。如果缺失了公平正义，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既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无论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还是“和平发展”、“和谐世界”，都离不开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原则和基础。

事实上，《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宣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而联合国宗旨之一即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必然负有无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及外交道义来切实维护《联合国宪章》所申明的世界公平正义原则。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内政领域同样重视和提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和谐，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06年10月，中共十六大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由此可见，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及根本任务，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其重要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这个“责任”绝非仅为满足霸权国家或世贸组织所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而是指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承担“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责任。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上提倡和推行“建设和谐世界”，更首须身体力行地坚决维护世界公平正义。

英国人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此语至今仍被西方国家奉为外交圭臬。确实，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自然是一国外交的天然责任和终极目标，但若一个国家忽略甚或抛弃公义原则而一味片面地奉行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外交功利原则，那么这个国家虽然可能得逞于一时，长远而言却反而从根本上侵蚀、瓦解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必将逐步走向失败（今天的美国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里指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体制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作为人类活动的第一美德，真实和正义都是不可调和的”（《正义论》第一章第一节“正义的作用”）。

事实上，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义利之争”而展开。可见，“公平正义”是比“民主自由”更为根本、更为普世的人类核心价值观。公义为体，功利为用，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及社会制度，此一“体”“用”关系一旦颠倒，必然导致社会失衡乃至崩解。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内政与外交的联系日益紧密，界限日益模糊，“国内政治国际化”以及“国际政治国内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一个日益明显的政治现象，中国自然亦不例外。因此，在明确及加强维护人类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逐步统一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和对外“建设和谐世界”的政治原则及指导方针，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要求。

况且，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及综合国力，完全有能力在世界政治平台上明确及加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以利于进一步切实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同时亦有利于进一步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07、13、